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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思想家和他的“思想沙龙”
《凤凰周刊》2013年第9期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分化呈现出可忧的撕裂与对立，对骂、约架、泼粪不一而足。而河南郑州的民间思想沙龙却是一个异数，至少它呈现出思想观念对立的人们长期在一起和谐讨论的可能。
郑州的思想沙龙其实是在官方默许下、普通人对表达评议公共事务能力和规范的自我训练。对比网上网下的粗口与约架，思想沙龙恰恰说明，只要有面对面交流碰撞的机会，中国人也能适应价值观念不同者的存在，以及培养起对对方的尊重。
每周六晚上进行的“郑州思想沙龙”已经坚持18年之久，图为沙龙成员在邵晟东家中的讨论活动。
1月19日，NHK播出了题为《毛泽东的遗产》的纪录片，这个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用50分钟的时长，展示了一群活跃在河南郑州的民间人士。节目中，毛派人士和与撕碎毛像的青年律师共处一室激烈辩论，面红耳赤地加入论战的还有30多名中老年人。
稍早前，这群对社会、文化、政治等有着浓厚兴趣的民间人士，还围坐在一起讨论过“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和“重庆事件”等热点话题，他们将这种聚会形式称之为郑州思想沙龙。这个已经存在18年之久的民间沙龙，由自称“永远做毛主席的战士”的袁庾华和“要为中国探寻未来之路”的邵晟东等发起，如今已经成为在中国民间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论坛。
在中国的民间思想派系中，类似的“思想沙龙”和“读书会”是80年代的一大特色，这类活动几乎是“**”的专利，但郑州思想沙龙却似乎是一个“左右共存”的例外。
“文革高官”的新事业
袁庾华的人生顶峰是在“文革”时期，他曾在20岁出头便成为河南省政法委书记，也曾两度作为极左代表被投入监狱。他后来成为河南三大造反派组织（人民、二七、河造总）之一“二七公社”的头头，其“造反”生涯足可用“叱咤风云”形容。袁据称率全国之先提出了“文攻武卫”，发动数万人参与，规模相当于内战的武斗。指挥数千人攻占过省军区，还以造反领袖的身份接管了自己所在的肉联厂。
如今67岁的袁庾华身体已经略显发福，他习惯戴一个大框眼镜，爱穿牛仔裤配运动鞋，夏天常常短裤、拖鞋参加会议或去高校演讲，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几乎永远蓬乱。记者去年夏天采访袁庾华时，他最初说话慢声细语，但回忆到忘情处，便语速飞快，分贝极高，两只手交替挥舞，常常习惯性地把上衣撩到肚脐以上，露出白晃晃的肚腩来。
袁庾华祖籍湖南湘乡，父亲袁澄文曾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岩石力学专家，袁庾华1954年随父母来到郑州，入读一所贫民小学，节俭的母亲和贫民出身的同学，让他“和穷人产生了阶级感情”。
袁庾华自称上课调皮，一直未入少先队，毕业那天，就买了条红领巾糊弄父母。但他像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喜欢演义小说，在小学三年级前便读完说岳、水浒、三国、西游，四年级开始读红楼和苏俄文学。及至初中，开始“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当然，最感兴趣的是《资本论》、马列毛理论，会把毛主席语录大段摘抄。
初中毕业后，自认为“理科不可能及格，文科水平超过大学本科”的袁庾华进入郑州肉联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袁庾华还经常在星期天跑河南省图书馆看书，认识了一批在各个厂矿、机关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中午经常聚到一块讨论政治、文学话题，并时常展开辩论。
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张芹对袁庾华日后影响甚大，袁成为坚定的“毛主席的战士”也和她不无关系，张芹是1950年代的河南舞蹈队队长，据说毛泽东过去每次去郑州，都指定由她陪舞。
“文革”开始后，一向热衷时事的袁庾华因在《光明日报》发起的《海瑞罢官》大讨论中发表过“豆腐块”，在郑州肉联厂第一个被人贴了大字报。但不久后他便成立只有三个人参加的造反组织，并在一场“夺权”行动中当上了河南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由此开始了叱咤风云，权倾一时的“文革”生涯。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袁庾华进了监狱，出狱之后成为河南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袁庾华自称他倡导集体管理模式，让每个普通工人“轮流当官”管理，让这个濒临破产的木材站起死回生。
1995年11月，袁庾华的木材公司走上了下坡路，他将原因归结于当时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木材公司此时采取职工分流措施，收入只剩下货场租金一项。
袁庾华和沙龙的另一个组织者邵晟东第一次见面，是在邵晟东家里。其时是1990年代末，尽管邵是一个“**”，二人相识当天却聊了整整一夜。关于这夜的情况，袁庾华的说法是两人都觉得“找这样的朋友找了几十年”。而邵晟东的回忆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尽管心平气和，但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甚至截然相反。
邵晟东有和袁庾华截然不同的出身，他的父亲邵文杰曾先后担任洛阳地委书记和河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等职，其母亲姐弟几个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干部”。“文革”开始时，邵晟东所在的学校出现了“五红小组”，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加入，而邵晟东却带头反对“血统论”。不久，因父亲受冲击，埋头读书的邵晟东成了彻底的“逍遥派”。
“文革”当中，肉联厂职工袁庾华一步一步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心，而**邵晟东则越来越边缘化。“上山下乡”运动来临，邵晟东把箱子里塞满了书，搭上运输知青的卡车去了河南南部的固始县。在固始，邵晟东还悄悄了解了饿死百万农民的“信阳事件”。固始是信阳地区的一个县，邵晟东每次去县城，40公里的路程，都选择步行而不坐车，有机会就找人问，“三年自然灾害你们村饿死了多少人？”在他的调查中，固始乡村1/10的农民死于那场大饥荒，与后来出版的固始县志中的统计数字一致。
邵晟东说，尽管他一开始就不赞成老袁的观点，但老袁有一点打动了他，就是老袁说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副业，主业是研究中国往何处去，这方面他们的目标很一致。
大鸣大放“大民主”
此后，袁庾华、邵晟东相互介绍各自的朋友加入论战，约定每个周六下午到邵晟东家里聚会，讨论时事和对政治的看法，晚上吃完饭继续，有时甚至一直持续到次日早上，一起吃完早餐后再散去。
早期陆续加入的圈子的成员以社科专家和大学教授为主，河南省社科院的有哲学所副所长刘怀玉（现任教南京大学）、历史学者耿瑞玲、研究清真女寺的水静君，搞鲁迅文艺评论的张宁等成为最早的一批活跃者。以后也有不少民间人士，比如工人、职员、小企业主和律师等参加。
信奉毛泽东的袁庾华在这个圈子中属于少数派，经常会成为靶子。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问题只有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来解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整是因为要政变，大部分人都因此和袁庾华吵过架。另外的争议焦点还包括“文革”的是非对错和“大跃进”是否饿死两三千万人上。反对者说袁常在辩论中说：“这是走资派的罪恶！”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将袁庾华作为“老左派”的代表之一，并介绍了袁庾华的主要主张：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发动了“文革”，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今后中国民主的希望，就在拥护“文革”的群众运动身上，靠大字报才能有大突破。
袁庾华说，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北京高层思想圈有人准备把各地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请到北京，郑州被挑中的代表就是他和邵晟东，二人在北京被国务院体改办接见，二人各自陈述了观点和理念。1999年，又被通知去北京见“要害人物”，交流对中国未来、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最终因沟通原因未能见成。而邵晟东则称，二人两次赴京均非官方正式邀请，而是之前和中央体改办的人认识，是去交换意见，并非要被正式接见。
袁庾华获得圈子之外的名声其实主要是因为在“越秀讲坛”的搅场。
到了1999年秋，郑州另一个读书会活动，被称为“中国唯一一个民间学术讲座”的“越秀讲坛”已经在郑州举办了100多场，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超了袁庾华他们的聚会。越秀酒家是郑州著名的高档酒店之一，三联书店在这家酒店内设有一家分店。
这个讲坛的发起者，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厉以宁、丁聪、费孝通、余秋雨、朱学勤、徐友渔、秦晖、樊刚、王蒙等学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先后来这里开讲。
越秀讲坛的每次讲座，袁庾华、邵晟东所在的圈子成员都来参加，讲座虽然免费，但入场要凭邀请函。参加过几次讲座以后，袁庾华提出越秀讲坛不能只请“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来讲，应搞多元文化，让左派的代表人物也来讲，但越秀讲坛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这时候，越秀讲坛要请曾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来开讲座的消息已经经媒体报道，作为毛泽东的拥趸，袁庾华决定联合其他毛派，共同声讨李锐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论。袁庾华本人就是郑州毛派的代表人物，在郑州，还活跃着一群有“文革”造反派经历、对改革开放持质疑态度、希望回到毛时代的人物。其代表人物有后来被称为“四君子”中的葛丽英、张振耀夫妇。
袁庾华动员大家一起来“斗李锐”，开始大家心里都没底，一是李锐的名气太大；二是这帮人不懂现在的话语体系，怕出丑。袁庾华就做了一场培训，教他们“用**的说话方式反击他们”——“你们不是要言论自由吗，为什么不让我们也说话？”
李锐的讲座当天，袁庾华提前带着几十个毛派人物来到了越秀酒家，除他之外的人都没有邀请函，袁庾华就说是自己带来的，他们入场后先占据了听众席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
袁庾华选择在李锐演讲结束的提问环节进行发难，现场毛派递上了一大堆条子，第一张条子是葛丽英的，她责难李锐对毛的评价是只发表了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不全面、不准确。袁庾华则提出庐山会议的背景是彭德怀里通外国，要发动政变。李锐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现场火药味十足，主持人只好宣布活动结束。
这次毛派搅场事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但关于事实的表述不尽一致，毛派的说法是重挫了李锐，但也有人 说，这次讲座中“李锐被围攻”的印象，是从现实到网上的不断被言说而强化的。
两周后，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李慎之也来到越秀讲坛，遭遇了同样的场景。越秀讲坛因这两次事件受到了官方密切关注，此后类似的讲座基本中断，而郑州思想沙龙的场地则又变回了王宏川家中。
北戴河滨的通宵争吵
2001年春节，在王宏川家的聚会中，众人商定在北戴河找来两套房子作为会场，于当年的7月份召开一场民间的北戴河会议。由袁庾华负责请人，邵晟东负责具体事务，内勤则由王宏川负责。一个临时的机构成立了。
袁庾华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来自由主义、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和民族主义的20多位代表人物（因为当时有约定，名单不对外公布）讨论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邀请专家说明意图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比如一位自由主义者专家声明，某个民族主义者专家去的话，他就不会去。进入会场时，两个观点向左的专家坐到一起时一句话不说，一位学者拒绝和另一政见不同者握手。
郑州方面去了10余个人，加上20多位专家，两套房子根本住不下，好多人打地铺，连厨房内都睡有人，其他人只好到外边找宾馆。
**和台湾的《中央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中国自有现代知识分子以来仅有的一次尝试。
这次北戴河之旅的初衷是把思想界各派人物聚到一起，以便面对分歧达成共识。但现场的争论却是异常激烈，到了晚上，不服气的各派专家又跑到海边，继续争吵到深夜。邵晟东记得，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听到同一房间的两个不同思潮的专家在激烈争吵。
但这次被称为中国思想界各派人物首次聚会的会议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袁庾华说开会时大家已经达成了不做发言记录的一致意见。实际上，在这之前郑州思想沙龙的内部活动中，许多发言者也不愿意被拍照和录音，担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003年，北京学者祝东力编辑了一本介绍中国当代思想流派的书籍《思潮》，这本书由报人马云龙推荐在圈内讨论，郑州圈子也决定编一本中国当代思潮百家争鸣的丛书，这本书被命名为《路在何方》，由王宏川负责编辑。她开始在北京长住了近半年时间，频频走访各派专家，并从报刊、网络收集近千篇文章，进行分类整理、编辑，并制成光盘拿给祝东力看，被认为较全面反映中国当代各家思想。但《路在何方》因经费等方面的原因，最终未能出版。2012年马立诚的《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出版后，这个群体又多次展开专题讨论，他们对“思潮”二字格外敏感。
如今，袁庾华作为左派民间学者经常受邀到各地演讲他“两个四大”理论：一是政治上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二是经济上的四大，免费医疗、免费基本教育、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养老条件保障。
而沙龙的另一个组织者邵晟东还在坚持自己的“探路工程”，他认为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深刻的认识，大的方向弄不明白，就治理不好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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