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 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

福和中学老师

中国的农业到底死于谁的手里？
号角发表于 2017-8-8 02:55 |只看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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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农业到底死于谁的手里？
                  华人洞见 · 2017-08-07 · 来源：“华人洞见”微信号

         

　　2块钱一斤的西红柿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也还是硬硬的看起来好新鲜，8块钱一斤的放两三天就软了放五天就开始烂了。到底哪种是“正常”的西红柿，哪一种又是“正常”的蔬菜心理价格......

　　真金白银干了四年，才终于明白农业到底是什么——

　　1.中国农业死于中央文件

　　中国关于农业的文件和政策可谓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一波接一波，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全国人民就开始热议农业 ，等到“两会”结束，热议便渐渐降温，然后消失。这样的循环每年都会上演，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就是当下中国农业产业的真实现状。

　　与每年开春时必演的农业大戏“一号文件”互为狼狈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各大媒体上“农业的机会来了”、“下一个投资热点是农业”、“农业迎来黄金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章。你会发现：两年前有这样的文章，两年后有这样的文章，两年前的两年前同样有这样的文章，四年前的四年前仍然有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秋毫明察，政策洞见，理据双全，但看多了不免心生疑惑：农业的机会到底来了没有?啥时候来?来不来?没有人会相信，其实农业根本无所谓机会。

　　十年前，国家开始提新农村建设，那阵子很多人打了鸡血似的，开始热衷于宣讲“农业的机会来了”，而且把每年的“一号文件”之类的政策提起来就灌，不少人就这样晕头转向地干起了农业。后来的日子，由媒体配合专家，继续忽悠。

　　当那些早年被忽悠从事农业的人开始抱怨农业不好做时，解释简单明了：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做农业。毫无疑问，这样的回答是双方均能认同的标准答案，所以从来没有人质疑。但是，再到后来，慢慢发现，那些出于各种理由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的人所遇到的问题，不光是因为农业本身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也不光是对国家农业政策把握不到位的问题，而是有些人为项目一头扎进去投上几千万，耗上十余年，结果依然一败涂地。

　　难道说十年不够长吗?几千万不算多吗?仔细想想“周期长见效慢”其实是一句废话——哪个行业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农业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的原因，核心问题是中央对农政策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舍本求末，本末倒置。

　　2.机会主义是对农业最大的伤害

　　大凡一个产业，总有一个进入的最佳时间，比如汽车制造业、IT业、文化产业等等。奇怪的是，对农业而言，“机会来了”的口号居然吆喝了十多年。按常理，不同行业背景的人，看待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应该不同，这才正常。像“农业的机会来了”这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农业圈子外的人写的。因为对于农业圈内的人来说，不存在讨论，不管有没有机会，该做的还得做。但奇怪的是，不同背景的人谈及农业，目光都会齐刷刷地盯向政策，答案似乎高度统一，但结果却总是南辕北辙。

　　更让人不解的是“农业的机会来了”被喊了十多年，似乎没有人认真解读：是十多年来农业始终如一的存在着一个机会?还是农业的机会十多年间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来?亦或是十多年来农业的机会终于马上就要来了?我从2013年开始稀里糊涂做了四年农业之后，才终于明白地：真的无所谓机会不机会，农业只属于有情怀的人。

　　农业不同于计算机，不同于汽车，不同于电影电视文玩收藏，它除了作为商品的属性外，更担当着对生命的根本维系。人可以不戴手表，可以不用计算机，甚至可以不穿衣服，但不可以不吃饭!正是由于农业伴随着对生命的担当和承载，所以选择从事农业就必须默认这种责任，无可推脱。然而，当下中国，人们讨论农业的发展机会时，却仅仅讨论它的经济属性和商品属性，而剥离农业所承载的特殊使命。虽然也有很多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展望有机农业的“机会”，但所谓的机会来了，实际上说得再通俗一点儿，就是赚钱的机会来了。而一切以赚钱为根本目的，就是导致中国农业一片混乱的根本所在。

　　正本清源，理清思路之后，再回看每年的“机会来了”之乱象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有人从事农业产业，而有人只是在投机赚钱;有人生产的是食品，而有人只把食品当商品。虽然都是“农业”，讨论语境不同，对机会的理解不同，结局也就不同。

　　回归本真，既然每天都要吃饭，农业的机会就一直存在，它永远不会象386电脑，BP传呼机那样过时，也不会因为有了“一号文件”或出台某项政策，机会才能来。“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如果没有情怀，抓不住机会就会失望，就会生气，就会抱怨。如果没有情怀，即使抓住了机会，对农业来说也不是建设，而是破坏，甚至灾难。

　　一是它掏空了政策，掠夺了本属于农民的福利，导致产生了纯粹的投机主义;

　　二是破坏了农业自有的生态平衡，让农业自身陷入急近功利的恶性循环;

　　三是导致了粮食和食品安全，人人自危。

　　3.饲料时代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健康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种文化比“农”更古老?在所有的养生要素中，有哪个要素比“吃”更重要?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人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学被剥离得只剩下儒释道和四书五经。这个问题所折射的焦点恰恰就在于，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农”已经不被当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着粮食，但国人已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业。这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是的，提起农业，我们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如果被提到了，那也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的，它常常被另外一个名字“小农”所替代。“小农”是什么?是落后、守旧、短视的代名词。由它衍生出的，是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小农思想。

　　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只能自给自足，所以必须要打破推倒。但是，中国农业在被国人斥之为“小农”并加以抛弃的同时，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经久不息，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由于欧、非大陆民族没有施肥习惯，曾经的拉丁姆、西西里都是世界粮仓，在殖垦下因“地力消失”，现在均已变成荒地。如今，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曾创造出世界上最智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民族，却开始在别人走不通的道路上倒施逆行。

　　中国的农民，像父辈那样视土地为生命的老一辈农民已经渐渐老去。新一代农民，要么已深知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而选择当了农民工;要么虽然继续种地，但由于没有继承和掌握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只能沦落为“现代农业”指挥下的“产业工人”。中国农业已进入由外行指挥内行，屁股领导脑袋的末法时代。

　　说白了，所谓“现代农业”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对土地掠夺式的产业化之路。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感冒病人，到医院后医生让你打抗生素，说这样好得快;打了，感冒好了，肠胃又不舒服，医生又劝你把胃切除，说这样防止进一步恶化;胃切了，身体水肿排不出尿了，医生说是肾功能衰竭，劝你透析……直到无计可施时，医院会拿出病危通知让你签字，说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

　　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和中医类似的遭遇。当我们都在质疑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怪病而无药可治时，有多少人反省过曾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对空气、水、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所犯的错误?农作物以及牲畜的疾病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追问农药残留有没有超标，关心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是否安全时，有没有人追问过自己曾给予了土地什么，以及农作物疾病的来历?化肥农药之于作物，正如抗生素之于人类一样，它带给我们快捷、高效的同时，也让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西方的祖师们无计可施时，终于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这难道不是传统农业的回归吗?

　　4.价廉物美是压倒农民不种地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农民的退出相反，城里的一个又一个土豪却租地当起了农民。没有多少人是为了赚钱，也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爱，更没有多少人觉得当农民是高大上，只因为自己想吃到安全食品。当一个社会的食品到了不是自己种的就不敢吃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

　　在回答谁之罪之前，先看两组数据：一是国家发改委对2013年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四大粮食品种的收益成本情况做的调查，调查显示，四大粮食品种亩均产值是1039元(没有扣除成本)，亩均投入费用是357元，亩均收益是682元(这个收益包括他本人的人工和他的利润)。但这个调查不含土地承包费，也不包括农民自己的人工费。另一份数据与此相得益彰：2012年农民来自种地的收入人均是2017元，占全部收入的26.6%，2013年比重又降为24.6%——即农民种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到四分之一。

　　没错，化肥是农民施的，农药也是农民洒的，农民的确与食品安全脱不了干系。但这里值得解读的是，当今的农民种地，已经不是按农民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农民种粮食可能是分文没赚，然后还得靠打工来养活自己。还得遭受消费者的指责，问他种的粮食为什么会使用化肥农药!在所有人都谈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代，凭什么农民只能理所当然地白种地?凭什么只有坚守别人指定的道德规范的义务而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力?

　　反之，在食品安全成为众矢之的的今天，我们自己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不妨来梳理一下：当你去农贸市场买菜时，面对2元/斤的蕃茄和6元/斤的蕃茄，你会买哪一种?2元/斤与8元/斤的大米呢?10元/斤的猪肉和50元/斤的猪肉呢?……当你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精明而选择了便宜的话，当你把这种选择变成一种习惯和把这个价位默认为“标准价位”的话，那么谬论被重复一千次就真成了“真理”——你就不会去关心这样的价格这样的食物正不正常。

　　所以，当你理直气壮地指责食品为何不安全，质问为什么“本来”2元/斤的大米变成8元/斤，“本来”10元/斤的猪肉变40元/斤……别忘了这些“本来”的前提是，农民白种地或赔本种地不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乎，“本来”要生长12个月才能出栏的猪，3个月就上市了;“本来”有肥有瘦的猪，全长成了瘦肉;“本来”买的是猪肉，却被注进去了水……“本来”就应该长在土里，没有化肥农药，最自然而然地成长的白菜萝卜，结果成了奢侈品!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本来”呢?难道你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吗?

　　当人人都站在利己者的立场上打着“本来”的盘算时，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而且受害者远不止人。由于人对食物、人对人的极端不信任，结果猪躺枪了，被装上了监控，强迫要求它只吃不动;羊躺枪了，被打上了耳钉;鸡也躺枪了，被囚禁在笼子里;白菜萝卜也只有在消费者的脸皮底下成长，才会敢吃……据说这叫物联网，二十四小时监控，连老母猪发情也不放过，这让猪情何以堪!

　　我不知道要求二十四小时监控食品的消费者，是不是也是二十四小时盯着自己的电脑或手机——若不是，那怎么能保证自己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品就是安全的呢?这种人对人，人对猪的极端不信任，结果是消费者把生产者逼疯，生产者再把猪逼疯，然后羊疯了，牛疯了……白菜萝卜全疯了。

　　于是，“本来”不是种地的人，为吃到安全食品，也只有自己亲自种地。或者一个大棚，或者一小块农场，或者在自家别墅的花园，或者在自己的老家，有人把这种农业叫“情怀农业”。

　　这里的情怀，可能是对农业的情怀，也可能是对家乡的情怀， 更可能是对家人健康的关爱，还可能是因为对某一个作物的特别爱好……总之，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干起了农业。这种农业往往不是以盈利为核心目的，所以总能坚守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

　　我对农业同样有着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变轨迹：2000年做记者时我写过《饲料时代，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健康》;自媒体时代我又写了《我在废墟上看见祖先》 ;如今，我彻底把“情怀农业”升格为“第一产业”，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折腾。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供应链;为了给这个链条打造别人无法复制的商业壁垒;为了承诺农民赚到钱必须先让他们相信销售没有问题;为了帮城里的“后天亲人”找到“乡下亲戚”，我们已经反反复复磨练了四年，才终于断断续续地有产品推出，虽然推出的产品没有所谓出奇制胜的轰动效应，但总算赢得了消费者平淡出奇的口碑。

　　这就是我——一个做了十年记者，做了十年地产，然后五十岁开始跨界做农业的创业者，对当前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全部的认知与思考。



　　附：走向死亡的农村

　　每到过年，都有一群从未真的见证过真实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含泪抒发着对于想象中乡村的思念。这种妄想式的抒情相当的虚伪和矫情。是这些没体验过农村生活的文艺青年滋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浪漫主义情结。把贫穷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其实，北上广有多么灿烂，农村就有多么腐烂。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江南故乡。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赌博盛行

　　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字牌。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

　　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上万元的输赢，说是“娱乐娱乐而已!”

　　靠收取麻将桌和字片桌“台费”的老板，此时，比家里出了个状元还牛逼：“今年放出了几十万哩!”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

　　从2014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买码之风欲演欲烈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他们大声地叫唤：“嗯今鸭里买么咯?我看是要出猴了，猴年第一期出码呢?嗯买红波还是绿波?不会买羊吧?!”

　　手机里传出笑声：“我想买一期蛇，昨鸭里我做了个梦，看见一条蛇，今鸭里嗯出蛇才怪，我做梦一向很准……”

　　买码的都在打电话问，或向庄家报码，等着9点30分这一刻的到来!因为这是出码的时间，都等着1比40的高额彩头大发横财!

　　更加的自私了

　　2016年春节，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同情心没了，人们变得更加自私起来。

　　唯一没有多少改变的是一位叫救先的乞丐。他还在讨米，还在村里的门口低声哀求：“散粒几……”

　　救先年年讨米，有人说，他讨的钱藏到小便桶下，也被人给偷了。但好像没有博得村人们的同情。有一青年打发了10元钱，被人说成是摆阔。而一夜输掉成千上万元的倒变得理所当然了!救先挨家挨户地乞讨，在冷眼中免强积攒着五角、一元的小币，或是一抓米……

   虚荣攀比越来越强

　　放鞭炮却在攀比。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稻草堆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体，雾霾的抱怨却移祸于领导监管不力，即使和领导与政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一个村里的烟花爆竹会花费近100万!却舍不得其中的10分之1做慈善!

　　再无耕读传家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百来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破水泥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留住人才是关键。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

　　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福和中学老师

视频：“包产到户”使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化胎死腹中
曙光 发表于 2017-9-6 06:20 |只看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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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包产到户”使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化胎死腹中

           

    我所在的村是苏北一个普通乡村，叫“东进村”，比一般的村大一些，有十个生产队，一千多户人家。80年代初我还很小，刚记事吧，只记得那时很穷，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家用电器，不过家家都有一个小广播，挂在墙上，一根地线插在地里，就能说话、唱歌。那时小广播的作用可不小，不但能传达县乡的政策指示，先进事迹，革全歌曲，村里有什么事情也可以通过小广播直接告诉村民。　　

    虽然那时穷，我们村却有两台大彩电，一台在大队部“即现在的村委”，一台在学校里。大队部有一个很大的长方块型的院子，估计有5000平方米，村委办公室、会议室、广播室、民兵室等都在这里，村里还有电锯房、农具修理房、车库等。那时我们一群孩子喜欢到大队里玩，看农具修理房里车床，电焊时的强光还有那些电焊条头，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　　

    记得那时大队部的院子里还停放着很多机器：有一台大马力的履带东方红拖拉机，及一些配套的深耕机、播种机、耙地机等。还有两辆解放牌汽车，四台50型大拖拉机和一些手扶拖拉机。那时候播种机等机器全部放在大队院子里，风吹雨淋日晒，生满了铁锈，我们一群孩子却喜欢爬上爬下地玩，全不想为什么这些机器“不干活”了呢？不知又过了几年，这些机器和村集体财产汽车等也看不见啦。。。。。　　

    后来长大啦才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村是很有名的村，县广播站经常广播我们村的事迹。那时我们县是机械化试点县，我们村又是机械化试点村。我们村的集体经济确实蛮好，有砖厂，有饲养厂，有锯木加工厂，家具加工厂，农具加工修理部，有农业机械化设备，有汽车运输队，有供销合作社，有中小学校，可以想象我们村在那个时期确不同凡响！后来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机器会长满铁锈，“不干活了”，大包干后，每家每户一小块地又如何让这些机器去“干活”呢！现在倒好，30年过去啦，村集体财物都被卖得卖，包得包，村民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着几千年的古老耕作方式，甚至人工拉犁，扁担挑水，受着艰辛种点粮食。。。。。。　　
　　
    经常我想，如果当时不“大包干”，不要说过30年，就是过10年，我们村的面貌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农业机械化30年前已基本实现的我们村，为何变成30年后却还在重复着几千年前的小农生产方式？30年来我们村倒底是前进啦还是倒退啦？　

         

    毛主席1966年说：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根据《毛泽东年谱》摘要如下：

　　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阅中共湖北省委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这个设想提出，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从一九六六年算起，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在全省实现机械化。毛泽东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 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复信刘少 奇：“三月十一日信〔刘少 奇1966年3月11日致信毛泽东说：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给我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文件，我已送给恩 来、小 平同志阅后，连同主席批语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意见。后来再由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情况先摸一摸，并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恩 来同志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 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见《论语•颜渊》〕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 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之后，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北省委的这个文件。

　　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读后感：

　　一、毛主席说，用25年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我想，从66年算起，经过25年就应该是90年代了，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完全可能的。50后、60后、70后都知道，到上世纪70年代，拖拉机、抽水机、磨面机、饲料机、打谷机在农村已基本普及。谁知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块地、一块田都要分好几户人(由于田土等级不同又要照顾公平，大家也实属无奈)，这些农业机械都用不上了。因此，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变得遥遥无期了。现在的农村，不要说实现机械化，相当一部分良田沃土都荒芜了，无人耕种。原来一百几十号人的生产队，现在只有“99”“61”身份的二三十人在农村留守了，到了乡下你要问过路的话，找人都难。不知道现在报告里喊得最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包括农业机械化不?

　　二、毛主席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请注意两点，一是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要建立“大超额分成权”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二是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特别强调备战是为人民，备荒也是为人民，“国家积累不可太多，首先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读了这段话有什么感受呢?一是毛主席要带领全国人民较快地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二是“三个着想”所体现的无时无刻不为人民着想的人民情怀让人感概万分!

　　三、“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这有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党中央在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和科学大会后，要掀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新高潮呢?我还没有可证实的资料，不得而知。

    邓小 平土地承包使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胎死腹中，将农耕打回到原始状态！



最新评论

张思德 发表于 2017-9-6 06:28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资本主义发展，是要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消灭小生产，资本自我增值推动人口，资源，生产向城镇集中。
    把集体化的农业大生产强行复辟为小农经济的刀耕火种，牛拉人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极端反动的。
    而大部分农民天然的欢迎小生产关系，说明农民中的思想落后，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抵触，缺乏工人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今天仍然在影响工人运动方向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
    增强无产阶级意识，提高工人觉悟，用马列主义武装工人，这是今天工作的重中之重。

福和中学老师

小岗村的恩怨情仇
切格瓦拉发表于 2017-9-7 22:01 |只看该作者 |
http://www.tj502.top/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98


                     小岗村的恩怨情仇
                                     2017.9.7作者：白墨 来源：激流网

    提起小岗村，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顶着“中国第一村”的光环，在教科书中屹立不倒。你想象的小岗村是什么样？

    是这样？

         

                         图为小岗村村委会

    这样？

         

                         图为小岗村友谊大道                    
    还是这样？

         

                         图为广场附近的荷花池

    然而，光辉下的小岗村还有这样一幕

         

                          图为一贫困户家的卧室                        

这样

         

                   图为已废弃的灌溉工程
                  
    和这样

         

                      图为被遮住的流转后荒废的土地

    小岗村的面子冠冕堂皇，可里子却不堪入目。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岗村的恩怨纠葛。

    矛盾一：红手印带头人之间的矛盾。

         

           左图为当年小岗村正队长严俊昌，右图为当年小岗村副队长严宏昌。

    兄弟二人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当年私下包产到组时，由于各家出力不同矛盾已经很深，而关于这个“历史转折点”的带头人，更是争得不可开交。

    调研前，读了一本《小岗村的故事》，书中把副队长严宏昌描绘成一个在历史十字路口操纵大局的丰功伟人，并且强调身为正队长的严俊昌由于是个老好人，并不做很多事。这件事在和严宏昌见面后，与他交流中侧面得到证实。然而，严俊昌老人却不这么说。身为队长的他在历史的紧急时刻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讲述中并没提到严宏昌。我们去养老院，偶遇在那里生活的当年队里的会计严立学，他把功劳统统归在自己身上，并说两个队长并不管事，真正说话的是自己。可笑的是，我们去拜访其他带头人时，他们却说，按下红手印是大家共同的选择，不是某个人带的头。

    矛盾二：带头人的待遇与其预期的矛盾

    在这些健在的带头人口中，小岗村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历史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作为这件事的策划者，自己更是时代的“伟人”，然而国家并没有给予更多的补助（每月有发带头人的补助金）和更好的待遇条件。甚至，严俊昌与严宏昌当年的工资有被克扣的情况。现在官方发言人只有两个人，在领导视察时，其他人都要被禁足在家，严俊昌等人有苦说不出，有冤不能诉。

    矛盾三：原小岗村与其他村的矛盾

    小岗村是由原小岗村、严岗村、石马村组成，原小岗村主要是十八户。虽说十八户内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可在其他村村民眼中，他们占尽了小岗村的优越待遇。他们的子女在友谊大道两旁开各种饭店，他们可以托关系把子女安排到附近企业而不需外出打工，小岗村房屋改造修建的宽敞大气，小岗村的土地流转更为顺利……总之，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村。

    矛盾四：村民与村领导的矛盾

    小岗村与其他村不同，由于重要的名气，省里就会下派第一书记来到小岗村。当年感动全中国的沈浩书记就是从省财政厅下派而来的，现在的小岗村第一书记吴小林也是从财政厅下派的。除了沈浩多次连任外，其他第一书记均是一个任期，三年满了即走。那作为小岗村第一书记，最重要的战略就是——求稳，你可以没功绩，但不能出乱子。大部分来这里的下派干部，只等三年一过，获得升值的政治资本，甩甩屁股走了就是了。而只要把面向领导的外表弄好，说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愚弄中央就够了。真实的里子，除了村民，谁在乎呢？

    就像现任吴书记，很少深入村民家里去，根本不熟悉村民家里的生活情况，大部分村民只是认识，见面打招呼都不多，关系更是马马虎虎。这和沈浩有着巨大的差别，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杆秤。很难想象这样的村书记如何建设好一个村，更不要说这样的一个政治名村。

    若单单无作为还好办，就怕有作为。有些村民向我们透漏，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视察，在事先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摊位进行强拆，对村民造成损失达一万元。村民索要赔偿时，村干部竟然恶狠狠地抛下一句话，你要是再来找我，我接着拆。难以想象，村干部与旧社会地痞恶霸同一副嘴脸，面对上级笑颜相迎，面对村民满目狰狞。

    矛盾五：村干部之间的矛盾

    由于从省里来的下派干部比较多，所以村子里自己的干部就显得很悲催。虽然村委中本村人数达到一半以上，可真正掌权的都是外来干部，正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有些本村村官还是想为百姓办些实事的，只可惜说不上话，做不了事，而只能干着急，最终也是无奈的顺从大方向。不能说话就要做事，由于本村干部有更好的群众面，就要做更多出力不讨好的事。就比如我们交流的赵玲姐，她已将来到小岗村将近十年了，当年的大学生村官，现在已经成了副村长。在村民的眼中，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按她的话说，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把这个村子里每家每户摸得很透，群众基础很足。然而，在我们和她接触的两天，她也是最忙碌的，上级的视察需要陪同，文艺汇演的演员需要接送，还要时不时应付县里的摆拍。至于第一书记，真的就很少见了。

    矛盾六：农民与土地的矛盾

    小岗村因土地而得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迎合了广大小农的心理，可土地分开之后，小岗村并没有因此脱贫致富，他们自嘲说，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小岗村又要成为全国农村的标杆。国家为小岗村的基础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并许诺凡是投资建厂的企业都有优惠政策，努力将小岗打造一个政治品牌。看，没有集体化，我们一样能搞起来！可笑的是，小岗村经济依旧一塌糊涂。自沈浩任职起，前前后后10多个企业入驻或者引进特色农业种植。但其中大多都是冲着优惠政策，几年之后就相继黄掉了，养鸡场，双孢菇，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实际好处，反而还赔了本。美国glg集团，葡萄园，旅游公司，大包干大酒店……等强势加盟，可惜与大部分村民毫无关系，无法从中获得就业岗位。我们理解探索的道路是曲折的，没有要求立竿见影的成功，可十年过去了，小岗村村民去哪了？他们像普通村子一样，青壮年逃到了江浙沪，老年人守着一亩三分地（据了解石马村人均不到2亩），他们在外漂泊，维系生计，土地是他们最后的稻草。他们说，在土地上赚不到钱，但守着土地至少不会饿死。而这个时候，村里依然坚持土地流转，并且抱怨农民眼界狭窄。某村干部说，你不流转土地，我们怎么搞村子建设。可……你都搞了这么多年了，让村民怎么相信你们？流转了土地，你却无法解决我的生计。你有大计划看的是长远利益，我是小人物要关心我能否生存下去。另外，土地流转每亩每年800元不能及时发放，流转的土地都是较好的土地，可公司相继黄掉或者不作为，大片的土地荒在那里令人可惜。面对这样的情况，村民怎么会流转土地，流转后又怎么能保障自己的生活？面对前方的迷茫与未知，小岗村的村民又该怎么办？

    小岗村的矛盾远远不止这些，贫富差距，教育、医疗，甚至有村民怀疑村领导贪污腐败。它和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看不见生机，农民未来必将是破产；作为政治名村，它又有着特殊性，它是一个招牌，一个试点，一个摆给所有不了解的人的一个面子工程。

    39年前，小岗村18户因吃不饱按下了红手印，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如今，农民们的迫切要求不再是温饱，而他们的问题也已不再是红手印可以解决的。小岗村，代表着中国整个农村，未来将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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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 发表于 2017-9-8 04:30 |只看该作者
    小岗村是被十千里这个走资派用来瓦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把分田单干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叫改革。马上四十年了，小岗村一年可温饱，就是富不了，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花的钱不少，还累死了好干部沈浩。小岗村的人心是散的，没有集体主义思想，只能各顾各。沈浩领着村干部去了南街村都没用。南街村与小岗村是两条路线两重天。

福和中学老师

王宏斌热情迎接参观南街村的毛远新夫妇张玉凤夫妇
海啸奔腾 发表于 2017-9-10 16:27 |只看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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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斌热情迎接参观南街村的毛远新夫妇张玉凤夫妇
                                红色南街村 · 2017-09-10 · 来源：红色南街村

         

　　9月9日上午，东方红广场高大的毛主席汉白玉雕像基座四周，摆满了黄菊盛开的花篮。参加由全国建筑业同仁举办的“纪念毛主席逝世41周年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活动”嘉宾及工作人员一行70余人，来南街村举行纪念活动，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夫妇、毛主席的最后一任秘书张玉凤夫妇等随同前来。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率党委成员和八大部主任在党委大院热情迎接。“我们又见面了”，毛远新握着王宏斌的手高兴地说。“是的，上次见面是在十八大之前，已经快10年了。”王宏斌边握手边说。“多年不见了”，张玉凤与王宏斌亲切握手，“你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相互问候、嘘寒问暖。站在围拢的人群中，王宏斌朗声说道：“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41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以开展祭拜活动这种形式怀念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尽管已经离开我们41周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思想与日月同辉!南街村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农业集体耕种，工业集体经营，生活集体分配，工作集体安排，村庄集体管理，村民集体教育，学习集体组织，困难集体解决，风险集体承担，发展集体领导，现在南街人过上了共同富裕的日子。但是在有些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不到位，甚至还有一些问题，今后我们将逐步完善、努力解决。通过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通过实践证明，中国的‘三农’问题唯有用毛泽东思想去解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今后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使中国更多的农民都坚信共产主义，走向共产共富;继续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王宏斌真诚的话语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在党委办公楼前，王宏斌和党委成员、八大部主任与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参加活动的嘉宾一行来到东方红广场。胸佩纯洁的白牡丹花，毛远新夫妇、张玉凤夫妇等先后向毛主席像敬献花篮，并绕基座一周，瞻仰毛主席像。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大家乘坐游览观光车进行参观，切身感受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南街村所发生的沧桑巨变。在村史馆，大家边听讲解边看实物。在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夫妇1996年来南街村的照片前，看着照片上随行的自己，张玉凤无限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距离第一次来，已经21年啦!”在贵宾留言簿上，毛远新、张玉凤分别签名留念;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涛留言：“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大家纷纷感叹：“这句话真是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大家还参观了村史馆、鲜湿面厂、住宅区、教育区及村容村貌等。

         

         



最新评论

左与右 发表于 2017-9-10 17:22 |只看该作者
    中国的‘三农’问题唯有用毛泽东思想去解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赵为东 发表于 2017-9-10 18:12 |只看该作者
    向王宏斌、毛远新、张玉凤致敬！

爱学习 发表于 2017-9-10 22:56 |只看该作者
    人民不死，泽东永存！

福和中学老师

【转者按：
    1.如果一直走毛主席的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至今，人民公社肯定存在，社区的农民大部分已经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剩下的是在农村上班的农业工人（很可能也是全民所有制的了），他们都是真实的工人。当然就不存在文中所说的“真”、“半”、“假”农民，更不会有“农民工”之概念的诞生。
    2.预测未来十年农民的土地变迁，可能是 —— 一部分继续被政府和建筑开发商征收；一部分遵从“弱肉强食法则”被资本兼并收购（新词叫“流转”）或再转包，雇佣劳力生产，逐层收利；一部分继续被农民抛荒。】


未来10年，农民的土地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
海啸奔腾发表于 2017-9-13 17:13 |只看该作者 |
http://www.cq503.top/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45



       未来10年，农民的土地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
                                   2017-09-13  来源：财经车  作者：记者

    他们曾经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曾经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而今，地里种着啥?长势如何?丰收还是歉收?他们并不关心。

         

　　如今的农村主要有三类人：

　　在网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如今的农村主要分为3种人。

　　第一类是“真农民”，指的是常年住在村子里，年纪在四五十岁之间的人，其中还有一些老人和小孩，他们不便外出，收入来源于种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

　　第二类是“半农民”，指的是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没种过地，今后也可能不会再种地，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里的打工收入，有些人只是春节时回村里住几天。

　　第三类是“假农民”，指的是户籍在农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一些读过大学在城里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在城里经商做生意的人。

　　而如今，“真农民”在逐渐的消失。生活在村里的人，其中“真农民”和“半农民”大约各占40%，还有大约20%为“假农民”。也就是说，“真农民”的人数占比不到一半，这还包括了参与种地的老人和小孩，实际真正种地的农民更少。

　　而“半农民”和“假农民”是不种地的，这样一来，种地的人就随之越来越少，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吧。

         

　　为什么很多农民对土地不再眷恋了?

　　不管是在外经商的农民，还是在村里种地的大户，对土地都谈不上眷恋。很多人有了更多诉求，不再满足于“耕者有其田”，而土地的含金量并没有上升，尽管他们都不会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却也不愿回头再看土地一眼。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做生意比种地挣得多，哪怕是当农民工也比种地更能赚钱!

　　未来十年，农村土地只可能有两种去向!

　　1、家庭农场将兼并大量的农业土地

　　家庭农场是一个起源于欧美的舶来词，通常定义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农业生产中最可靠、最有效率的经营模式。提升了农业生产者的人均耕种面积，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投入，提升人均产出，并可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更多人口和劳动力。

　　家庭农场使农村市场化的加快，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形式。只有大量的土地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采用家庭农场联营的方式，农村的农业生产效率才能提高，才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同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将反过来加快土地的流转。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土地流转的速度正在加快。未来很可能是土地相对集中，由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来经营，农户就是坐等分红，可能这个时候没有地可以种了，因为个体小户种地，一定没有任何出路，什么都竞争不过，甚至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

　　目前我国经营规模在3.33公顷以上的专业大户全国有270多万户，其中超过6.67公顷的大概有七八十万户。

         

　　2、农村耕地变成建筑用地

　　“18亿亩耕地红钱”是近几年来国土资源部的一句警示语，时刻提醒大家要守住这条红钱，尽管有过许多争论，我个人还是很支持这个红钱的，“18亿亩”到底准不准确不算很重要，重要的是守住耕地的决心。

　　现在，我不得不说，这句警示语不过是一句口号，国土政策“明紧暗松”的局面丝毫也没有得到改观，耕地保护制度形同虚设，滥用滥占耕地现象愈发突出了，“18亿亩耕地”已经成了开某些人的自留地，是没有围栏的菜园。

　　同时，又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万能膏药，不从耕地上挖GDP，就没有快速平稳的发展，保护耕地已经没有可依靠的对象了。

福和中学老师

百姓是天 : 安徽万亩“隆平稻种”绝收 隆平高科被指虚假宣传
2017-9-15 08:20| 发布者: 砥柱中流|原作者: 百姓是天
http://dzzlred.tech/portal.php?mod=view&aid=13364



       安徽万亩“隆平稻种”绝收 隆平高科被指虚假宣传
                                            作者: 百姓是天

         

          2013年9月9日，袁隆平湖南超级稻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攻关试验田查看稻穗长势。

　　19年来，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中国稻谷总产量和单产却未见显著提高。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与1000公斤的试验水平相去甚远。

　　隆平高科的超级稻在安徽出现大面积绝收，再度引发农业界对“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反思。

　　超级稻的提法最早源于日本，然而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

　　超级稻“Y两优900”经专家组验收，平均亩产1026.7公斤，创造了最新的水稻亩产世界纪录。这天是2014年10月10日。当时84岁的袁隆平站在湖南省红星村超级稻基地的稻田里宣布：“这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遥遥领先世界。”

　　可几乎同一时期，远在1000公里外的安徽蚌埠五河县小圩镇，69岁的农民贾文贤发现，他种植的超级稻二期主推品种“两优0293”有些不对劲：刚灌浆的稻子，该由青色变成喜人的金黄色，结果却慢慢变成了灰白色。十天后，灰白色的稻子全都耷拉了脑袋，死了。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10月，安徽蚌埠、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等六市种植的“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

　　受灾农民质疑种子生产企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隐瞒品种缺陷。

　　此后半年内，安徽省农业委员会下属的种子管理总站多次向国家农业部上书，要求重新审定超级稻“两优0293”的种植区域，希望“不再包含我省”。


　　这是一家省级农业监管单位在向超级稻明星品种下“逐客令”。

　　2015年3月以来，受灾农民与隆平高科在补偿数额上再起争端。

　　迄今为止，已有111个经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推向市场。这些稻种是否真的像破世界纪录时那般“超级”？为全国增产增收贡献几许？为何在业内田间总是争议不断？

　　在这些答案背后，关于超级稻的内涵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定义都在悄然翻转。

　　“杂交稻，隆平造”

　　在五河县种子零售商常秀亮的店里，一张被放大的照片占了半壁墙。照片里十几个孩童与老人举着“两优0293”的牌子，咧着嘴笑。

　　这是2008年以来，每年都在五河县上演的“两优0293”产品推广会现场。隆平高科的业务员和种子经销商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两优0293”的诸多优势：“适应性广、高产栽培可达900公斤以上”。讲完之后，每个到场者都会得到一件印着“杂交稻，隆平造”的黄色T恤。

　　凭借着袁隆平的名望和一场场推广会，“两优0293”很快成了五河县的明星产品。2014年，常秀亮一共卖出“两优0293”种子3541斤。

　　在益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门前，农民们回忆起刚种“两优0293”的景象：第一年，一亩地只要七八两种子，产量比过去的杂交稻品种涨了50公斤，达到每亩550公斤。之后几年，产量有所回落，一亩地也得用1斤多种子，但产量还算稳定。

　　与企业宣传的最大卖点不同，农民们看重的是超级稻的“稳产”，而不是“高产”。

　　实际上，尽管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已将试验田中超级稻亩产量，从800公斤攀升到1000公斤以上，但中国水稻实际亩产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依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

　　2014年10月，连这份“稳产”也被打破了。五河县种植该品种的八千多亩地全都变了颜色。穗子以下逐渐变灰乃至变黑，掐断了输送养分的通道。500公斤的产量变成了50公斤，甚至颗粒无收。

　　受灾民委托，五河县农委组织专家组鉴定表明，超级稻减产、绝收是因为得了稻瘟病。

　　大多数受灾农民因为还不了债，过年都躲了出去。种子经销商常秀亮被愤怒的乡亲们打了三次，受伤了也不敢去医院，怕暴露行踪。

　　灾难蔓延至安徽6市，种植“两优0293”的农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绝收。

　　“仅这一个品种就对我省整个粮食的增产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刘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农业输出大省的安徽，承担着粮食增产4万吨的国家任务。

         

                        超级稻简史（李伯根/图）

　　内外标签有别涉虚假宣传？

　　稻瘟病是水稻三大重要病害之一。在农民口中，被称为“水稻的癌症”。

　　安徽省种子管理站的调查报告认为，此次稻瘟病的发生与当时的天气阴雨、寡照、气温低有关，但为什么在同样天气条件下，只有“两优0293”出现大面积稻瘟病？

　　受灾农民这才关注起“产量”之外的另一要素“抗性”。

　　在“两优0293”外包装袋上明确标注“抗性：稻瘟病平均5.6级”，这在稻瘟病抗性分级标准中意味着，发病率不到25%。

　　然后撕开包装袋，混杂在种子中的，还有一张白色纸片。在抗性5.6级之后，多了四个字：“最高9级”。这意味着，发病率超过50%，甚至达到100%。

　　因为内外包装不一致，受灾农民认为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刻意隐瞒品种缺陷，招致了重大损失。

　　这不是“两优0293”第一次因为抗性差给农民带来损失。

　　公开报道显示，2007年湖北种植的“两优0293”因不耐高温，结实率仅为30%；2008年安徽芜湖种植“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白枯叶病；2012年，江苏境内600亩“两优0293”感染稻瘟病。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做过一系列调查，证实隆平高科确有内外标签不一致，同时“存在‘抗性更优、稳产高产'等与品种审定公告不相符的宣传内容”。

　　但作为执法者，刘根也没找到处罚依据。

　　“有很多擦边球可打。”刘根说，他只好“一直给农业部写汇报”，同时委托工商部门介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寻找依据，也希望农民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据悉，隆平高科主要负责人曾两赴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沟通。

　　“隆平高科是央企，如果没有农业部的重视，不会来我们办公室的。”在刘根的印象里，对方“态度很好”，还曾保证，不再在安徽境内售卖“两优0293”种子，同时对农民给予补偿。

　　然而不久，刘根又接到了“两优0293”仍在安徽省售卖的举报电话。农民补偿也迟迟没有落实。

　　于是，在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提交的汇报材料中，只能一次次恳请农业部，对“两优0293”审定区域作出调整，“不再包含我省”。

　　对于上述质疑，隆平高科方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两优0293”产品包装符合种子标签标准相关要求。“外标注稻瘟病抗性5、6级，就是告诉大家此品种稻瘟病抗性差”，并不存在虚假宣传。

　　对于赔付问题，该公司称已经协调当地政府进行了保险赔付，同时也免费提供种子进行补偿，但该公司认为事件迟迟不能善后，与农业保险低赔付率有关。

　　所谓增产被减产填平

　　发生在安徽的这场风波，再度引发了农业界对国内育种时“重产量不重质量”这一倾向的反思。

　　在五河县农委专家鉴定意见中，写明此次稻瘟病是由于2014年安徽特殊的天气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所致。同时强调“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

　　在参与此次鉴定的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丁克坚看来，因为该品种稻瘟病抗性“最高9级”，即使政府部门和种子公司售后提醒到位，也来不及预防。

　　曾有专家公开撰文质疑超级稻，“倘若不抗稻瘟病，则不能算真正的超高产品种”。

　　丁克坚也认为，抗性差是品种本身有问题，抗性原本应该是抵抗无常天气的一个预防措施，“否则一旦发生稻瘟病，前几年所谓的增产，立马被大面积减产填平”。

　　抗性不被重视，与国审标准有关。“在安徽省内审定品种时，抗性具有一票否决权。”丁克坚指出，但是在国家审定中，抗性近几年才被重视，之前只重视产量。

　　被强化的是产量，被忽视的除了抗性之外，还有米质。米质包括外观品质、营养品质、食味品质等6项指标。

　　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考察了国外市场后发现，中国的超级稻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原因在于米质一般。

　　近年来，不断有国人在日本抢购大米，除价格等因素外，包括口感在内的米质，同样是消费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超级稻这一提法最早起源于日本，当时日本称之为“水稻超高产育种”。中国随后发展超级稻，有国际竞争的意味。

　　然而，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员Hiroshi Nakano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1年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即开发有高产能力的“饲料稻”。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2013年，日本超级稻的产量为11万吨，全部用于动物饲料。

　　然而中国在发展超级稻应对粮食安全时，并没有提及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

　　早在2001年，广西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有多位研究员联合撰写《高产还是优质？--浅谈当前杂交水稻育种的主攻目标》一文，质疑超级稻的主攻目标忽视“优质”的问题。

　　几经辗转，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了其中一位主要作者。数年间，该专家一直致力于培育米质优良的稻种。“在我的印象中，从1996年超级稻项目启动以来，国家财政没有给优质稻提供过研究经费”。该专家透露，即便是当初撰写质疑超级稻的文章，也曾被多家杂志社拒绝发表，认为挑战权威，不合时宜。

　　“一号文件”要求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1996年，农业部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由袁隆平牵总头，国内数十家科研机构联合协作，旨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然而在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的19年间，并未使中国稻谷总产量显著提升，甚至曾出现显著滑落。

　　2004年，包括“两优0293”在内的超级稻二期品种实验成功，超级稻亩产突破800公斤大关。与此同时，我国稻谷总产量已经下滑至17000万吨左右，直到2011年才重新回到20000万吨，达到1997年的水平。以单产论，1995年水稻平均亩产402公斤，2013年为447.8公斤，年均增幅仅为0.6%。

　　到2012年，稻谷的“全国最大粮食作物”头衔，已经被玉米取代。

　　超级稻公布的理论数字与实际收成之间巨大的差异，也是业界诟病超级稻的焦点。

　　对此，广西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理事邓国富指出，超级稻的高产数字是由科研人员将优良的品种栽种到优良的田块中，运用优良的方法培育，使其在优良的生态中生长而来，即“良田、良种、良态、良法”配套，缺一不可。

　　实际上，中国约有70%的中低产田，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占40%以上，加之农民无法拥有科研人员的技术水平，实际种植中根本种不出这样高的产量。

　　超级稻要想获得超高产量，还需要大量化肥助力。

　　常年致力于超级稻研究的邓国富指出，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超过50%，更多的是造成土壤污染。

　　云无心认为，这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最高收成”和“普通情况下的平均收成”之间的差异。前者可以说不计成本，但对后者意义不大，“两者之间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2013年7月召开的全国超级稻攻关会议上，农业部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超级稻小面积高产，转变成大面积均衡增产。

　　“2015年将是超级稻的一个拐点。”丁克坚认为，最明显的标志来源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解读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反复强调，“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产量增长方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来”。

　　“中国大豆已经失守了，几乎全被国外品种抢占了市场，水稻绝不能重蹈覆辙。”丁克坚说。

　　同样面临危机的还有玉米。美国杂交玉米品种“先玉335”只用3年时间，便占据了吉林省玉米实际播种面积的40%。除高产稳产之外，靠的就是对黑粉病、矮花叶病等七种病害均有一定抗性的优异表现。

　　事实上，超级稻的领头羊隆平高科也在做出调整，该公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第四期超级稻主要以袁隆平院士为主导进行，公司的科研方向以市场需求为主，满足农民对高产、优质、多抗综合能力较强的品种，不追求品种的单一性能，而追求综合性能。

　　“至少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袁隆平现在领头的超级稻，一条是品质好、环境代价小的优质稻研究。”邓国富说。

　　而今的五河县，田地里已种上当季的小麦。绿油油的小麦中间，几块连片的昏黄色显得格外突兀。那是当地最大的超级稻“两优0293”种植户吴丰（化名）的70亩田地。因血本无归，吴丰放弃收割横七竖八的死稻，也没有本钱再投入这一季小麦的种植。

　　农民不关心世界纪录或是国家推广，农民只会用脚投票。在“两优0293”事件以后，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当地数十户农民，无一人再愿意种植该超级稻品种。（来源：南方周末）

福和中学老师

【转者按：
    资本增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需要雇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在农村。资本家为了高效“吸血”，会尽可能地把“吸管”插在城市。这就使得政府配合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农民逼向城市以供资本家雇佣（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为资本服务）。
    1.大量进口粮食等农产品（包括转基因产品）。
    2.推高工业商品（包括农用资料化肥、农药等）的价格。
    结果是，农民除了具备被征地和被拆迁条件的，会不惜以当“钉子户”的方式尽可能地要回高的补偿之外，还会选择一或接受资本的压榨 —— 老老实实进城务工；一或进入底层五花八门的互害模式 —— 偷、骗、抢、讹、乞...。】

佟屏亚：种地一年不如“行乞百日”
无产者 发表于 2017-9-16 10:24 |只看该作者 |
http://www.cq503.top/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14



　           种地一年不如“行乞百日”
　　                ——农村走马观花记事之三
                               2017-09-16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佟屏亚

         

　　(在陕西杨凌参加玉米种业论坛后途经河南某县，抽空到农村去走马观花，浮光掠影，道听途说，非官员报告能听到，非报刊微媒可见闻。兹录数则共享。)

　　在仙桃村和几位农民聊天。2015年国家出台“粮改饲”政策，取消种玉米补贴，价格随行就市。根据往年规定，国家保护价1.18元，收购价1.1元，从去年玉米开始收储价格是8毛4，往下落，再落，又落，新玉米下来粮站收才七毛五，种玉米不挣钱还赔钱。“俺把在外打工的儿子叫回来收玉米，每亩才有一二百元的进项，净赚个人工钱，如果家里没有劳力再雇个短工，一年算是白忙活了!”

　　张老汉介绍：“我们辛苦种地，一年下来增产不增收，养鸡下蛋五角钱一斤没人收，萝卜白菜烂在地里没人要。都是种一季小麦保口粮，下茬不愿意再种玉米了。忙活半年，不落钱，甚至还要倒贴钱，有好多地都撂荒了。城里人挣钱比农民容易多啦，到政府当个差至少每月四五千元，村里年青人出去打工每月也能挣上好几千块，连孩子都不愿意上学了。”

　　农民种地陷入纠结和绝望。

　　他叹口气说，农民不能跟城里人比，种地还不如进城“要饭”哩!(河南话，“要饭”就是乞讨，当乞丐。)

　　种地还不如进城“乞讨”？让我感到特别好奇和惊讶。当然要借题刨根问底了。

　　农民对我的提问也很感兴趣，七嘴八舌告诉我说，村里有好多家的妇女老汉进城“要饭”哩!。

　　张老汉掰着手指头细数，全村有八成年青人进城打工，有十几家的老汉或妇女随着出外“要饭”。去南方城市的人多一些，去北京的只有两家。

　　张老汉介绍：俺村张毛毛家的小两口去北京打工，留下60多岁的老爹看家，侍弄几亩玉米。去年老爹也随儿子去北京了，不是去打工，是去“要饭”!

　　“老头子是和儿子住在离城有十几里路的村子里。老头子的腿有点儿瘸，走路一跛一跛的。穿一件破烂补丁衣服，披头散发，脸上抹些灰。打工儿子早上骑车顺便把老爹送进市区繁华地段，在大医院周边地上一趴，面前摆放一张求助告知：有什么病啊或遇什么难啦，俯身低首。过路人多为去医院求医看病的，慈悲心肠，不少人会随手丢下一元两元，偶或遇上了大款或老外，可能就是一张十元百元大钞了！”

　　张老汉介绍的景象立即浮现在我的脑际。我这位耄耋老人经常和夫人去西直门人民医院看病，在医院道路旁边总会遇到求乞者，衣衫褴褛，匍匐地面，眼前或多或少放着几张一元纸币或几个钢蹦儿。乞讨者的穷困形象确实让过路人扼腕怜息。

　　“你以为要饭的日子可能很累很苦吧?”张老汉说：“好着哩!傍晚，讨饭的老头儿收好钱袋子，脱下破衣衫，换上一身新‘行头’，熟练地踅进路边的酒店或饭店，不是去买食品，而是躲在角落里，窥察和等候那一桌桌猜拳行令的聚餐人一哄而散时，老头儿伺机快速把满桌子有的几乎还未动的鸡鸭鱼虾装入准备好的塑料袋里。走出餐馆拨拉一下手机，儿子骑车来把老头儿接回住处，一家人晚饭简直如同农村逢年过节娶媳妇。待立秋后天气渐凉老头儿返回农村，拿出千八百雇几个工人收玉米种小麦，就等着儿子回家过“丰收年”哩!”

　　张老汉这段话让我迅速联想一件事。有一次我从人民医院看病出来，夫人指给我看：在临街的一个垃圾箱的侧面，一位伏地披头散发的乞人正低头拨弄智能手机。这真让我大开眼界，也证实张老汉所说的情景。联想到新京报曾发表一篇报道：一个抱娃的妇女跪在医院大门口行乞，有人早晨送出来，晚上接回去，如同每天上班一样，乞讨完全成为一种职业，有很多好心人出手相助，一天下来竟然有千八百块的进项。乞丐职业化，传说竟有农民凭借这个职业脱贫致富了。

　　顺便说一句：今年以来在北京地铁车厢或医院门前基本上很少再遇到“行乞”景观了，可能是有关方面加强了流浪人员的收容管理。

　　我一生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深刻感悟农业是人类的“母亲产业”。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农业为基础，无农不穩;社会穩定，尤在稳定农业。先天下之忧而忧，忧在农业，忧在农民，现在讲这话的人很少了。

　　叙说到此吧!等您评说。



最新评论

三结合 发表于 2017-9-16 11:40 |只看该作者
    五十年代毛主席领导制订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工业关系国家富足强大。后来毛主席又说，“吃饭是头等大事”，把粮食生产要抓得很紧很紧。毛主席阐释到问题的根本。现在不重视农业，不重视粮食生产，吃粮食靠进口，把国计民生操纵在外国（美国）人手中。迟早是要吃大亏的。
    说国民经济崩溃，最可怕的是农业崩溃，十几亿人没饭吃，那就崩溃到家了。现在的精英们是绝对认识不到这一点的。猪猡们制订大都市，超大都市方针，抛弃农业，已经弄得农村城市都不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