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非浅的一编文章（不过要花点耐心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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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田：解放思想的目的

思想者是为社会点灯的人。

没有思想，怎么解放思想？

20多年前，有人问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在每一种成功和辉煌的背后，都有一种先进观念的支撑。在每一种失败与落后的背后，也有一种落后观念的障碍。

历史和社会不会爬行，只会跳跃，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

中国经济发展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GDP达到30万亿元，而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仅为3600亿元。30年增长了80多倍。

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更需要先进观念的支撑。中国如果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能有30年GDP增长80多倍的飞跃吗？

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不发展最不科学。

解放思想有个与谁对接的问题，首先应该与创业者对接，为创业者铺路。让我们的文化、制度、环境与创业者对接。冲破阻碍科学发展的障碍，不管是思想观念的障碍，还是体制机制的障碍，都要坚决冲破。

在机构改革中，为什么越改越臃肿，如果我们的政策像顺德那样，向创业者倾斜，结果就不一样了。顺德在没有撤市设区之前，只有“一个决策中心”，即市委常委会；实行“四位一体”，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四大班子交叉任职，市领导职务都由市委常委担任。实现了“党政同步，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三同要求。对性质相同的或相近的机构实行“同类合并”，如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合署办公，组织部、人事局、老干部局、直属机关工委与党史办合并，统称为组织部，对外加挂人事局的牌子。领导交叉任职，但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工不重叠。假设有一位副市长分管工业，就不会再有一位副书记分管了；如有一位副书记分管人事工作，就不会再有一位副市长分管了。1993年行政改制，要求公务员是多面手，压缩行政机构，精简行政人员，十几年没有反弹，这在全国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早在10年前，我就在讲课时介绍顺德这个经验，但立即遭到质疑:“机构精简了，人员怎么安排？”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了，或者说立足点问题了。如果以现有体制内的人员利益为中心，那么改革就很难推进了。令人欣慰的是，全国各地搞大部制，合署办公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创业者是创造财富的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人。为创业者铺路，可以让创业者创造更多的财富，可以推动社会更快发展。创业者的道路宽广，可以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企业生物圈”，而不是往官场挤。“企业生物圈”里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在美国，公务员的待遇与一般公司员工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制度下，创业自然会成为人才的第一选择。

怎样把人才引入“企业生物圈”，壮大创业队伍？关键是要冲破“自利机制”的障碍。现在，大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是考公务员，就是冲着“自利机制”来的。“中央级公务员是金饭碗、省级公务员是银饭碗、县级公务员是铜饭碗，最低级的乡镇公务员也是铁饭碗。”所谓“自利机制”，就是有权制定政策和制度者凭借权利获取利益，而不是凭借贡献获取利益。他们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不是本着公平的原则，或者是向创业者倾斜，而是向自己倾斜，越接近权利，利益越大。从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养老制度的差距就可说明这点。我们期待，改变这种权利主导的利益格局，转到凭借贡献获取利益的机制上来。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首先要改变制定政策和制度机制，让利益相关者、无关者有权利参与到制定政策和制度的程序机制中。有学者提出“硬制度与软规则”的观点，值得探讨。所谓“硬制度”，就是通过协商、谈判来处理利益分歧的制度。所谓“软规则”，既不同于硬规则，又不同于潜规则，是建立在参与者共识基础上的行为规则。

如何营造发展环境，是对领导、政府、市民的综合考验。领导要高明，政府要开明，市民要文明。

在对待经济发展上，判断领导是否卓越高明，

第一，要看有无责任心。

一项决策，对领导者来说是一件工作，对其领导的地方来说，可能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你一个人的职位重要呢？还是数十万甚至千百万人的命运重要呢？如果一个地方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权利观念、利益观念与地方民众错位了，人民群众就很难有好日子过。         

2008年7月，我到某地讲课，发现这个地方与周边地区大不一样，厂房林立，热气腾腾。我问当地领导：“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位邓**式的人物？”他说：我们这里的老书记就被称为本县的邓**。在招商引资时，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点“土政策”，一下子把这儿“炒热”了。老书记因此受到一点处分，但他不后悔。他虽然调离这个地方，但非常怀念这个地方，有时间就到这里住几天，我们全县人民非常尊敬这位老书记。而在另一个地方，有个地方领导因为违背土地政策，受到处分，他的继任者说：地方发展了，是国家的事，受了处分，我一个人背着。为什么这个地方冷冷清清，令人郁闷？答案就在这里。这是个价值排序问题。在一个人的观念世界中，第一选项决定了人生走向。显然，他是把保全自己作为第一选项。持有这种观念的领导者，从职业观来看，似乎言之有理；但从事业观来看，肯定是不作为的表白。一个有责任心、事业心的领导者，应该充分利用职业平台燃烧自己，温暖百姓。袁庚说：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思考的是如何造福人民，政客想的是下一届的选举。

主要领导的责任心不同，价值观不同，发展的速度必然大不相同。是做历史和真理的信徒，还是做权贵与金钱的赌徒？每个当权者都有自己的选择。你的第一选项是人民，会被人民拥戴；你的第一选项是自己，会被人民唾弃。

第二，要看智慧。

任仲夷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说，地方是分电厂，中央是总电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动力”来源于中央，各级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和要求行事，这是确定不移的。但是下面的具体情况不一定都和总体情况完全一样，因而，上边的电压不一定都符合下边的“机器”，符合当然没必要“变压”，不符合又不变压，就是教条主义，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他还提出“排污不排外”、“扶持不压制”、“明哲不保身”等理念，与诋毁改革者周旋，激励改革者前行。凭着任仲夷的睿智，广东击退了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幽暗岁月。在任仲夷上任前的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到1985年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

第三，要看勇气。

苏格拉底说过：“真正有意义的事业是不应当惧怕危险的。”改革开放当然不能例外。

有人说：“广东如果没有任仲夷，改革开放要推迟20年”。有人说：任仲夷来广东执政，“是我们广东人的福气。”这两句话，代表了广东人民的心声。1982年，广东改革开放受到巨大压力。时任总理告诉任仲夷，一位政治局常委说，广东这样的地方，资本主义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第一位的人，一定用无产阶级的金钢钻。仅从任仲夷荐举梁湘主政深圳可以看出，他就是要用思想解放的人。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刘家田：如何解放思想


“早知三日事，富贵千万里。”思想解放犹如下棋，也有“先手”、“后手”之分。喜欢下棋的人都知道，“先手”与“后手”对胜负的影响是很大的。思想解放越早越主动。

早在1922年，罗素就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这句话虽然说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发人深思。解放思想，也应从这三个方面考虑。

1、经济思维转型

改革开放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是什么？是能否立足市场化生存。

深圳经济特区，本质上就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

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力量是企业家。企业家是“用脚投票”的。所以要善待企业家。

一个地方的希望在企业，企业的希望在企业家，企业家的希望在政府为企业家长袖善舞创造的环境。

敢于保护企业家，善于保护企业家；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观念。而这个重要观念，恰恰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

八十年代中期，深圳发生了一起4000万美元调汇案，有关单位派了两个调查组到深圳。调查组提请深圳市检察院拘留一位涉嫌此案的企业家，配合案情调查。单从案件的角度看，这个动议是有道理的；但从深圳改革、发展的全局看，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动议提交到市委常委会，当时的市委书记以证据不充足为由，反对抓人，有效的保护了一批特区建设事业的改革者。再举一个案例。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楼价下跌，平均缩水45%，深圳也受到冲击，深圳房地产开发商拖欠地价款数百亿元，国务院领导批示迅速收回。深圳领导说：如果逼迫企业马上交，就会把企业逼垮，缓一下，企业会慢慢消化。深圳市政府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使受困企业得到缓冲机会，随着房价的恢复、提升，企业走出困境，化解了危机，拖欠的地价款也逐步交清了。李灏在1986年5月—1993年4月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以强烈的责任心和极大的勇气与智慧保护了一大批企业家，其中“智斗”上海赴深抓捕深圳某公司负责人的专案组就是一例。深圳某公司在上海“套购外汇、倒卖钢材”，被列为投机倒把大案，司法部门领导亲率专案组到深圳，请求深圳市委、市政府协助抓捕该公司总经理。专案组到深圳后，李灏书记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缓谈工作。”下午吃西瓜纳凉，晚上酒水海鲜伺候，还特意让他们多喝了几杯。第二天上午，又安排全体办案人员逛沙头角中英街，并为每人换了几千元外汇券购物。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研究案情。李灏听完案由开始逐条反驳，先说“套购外汇”。李问上海“来客”：你们知道昨天到中英街的外汇是从哪里兑换的吗？都是从黑市兑换的，政府哪有外汇啊？政府没有外汇，发展又需要外汇，怎么办？只能从黑市兑换，不能不发展啊！再说“倒卖钢材”。上海建设需要钢材，深圳的公司冒着风险支援了上海建设，你们不但不感谢，还要抓我们的人，这符合道理吗？我们能支持吗？一个看似铁板钉钉的大案，被李灏书记给“翻”了。办案人员恍然大悟：“我们上了深圳的圈套了！”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在谈到经济转型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就是决策者要懂经济。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策者不懂经济。前几年有问卷调查显示，有66.9%的县级以上干部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一个不懂经济的政府，就是一个“瘸腿政府”，在发展的道路上，总是走的又慢又沉重。有位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带队到外地找项目，花了上亿元，买了一套设备不能用，擦掉油漆一看，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制造的。这位书记竟然轻描淡写的说：做生意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失败了等于交学费。失败之后有成功才能称“学费”，失败之后还是失败只能叫浪费。这个县的农民当时年均收入只有1200多元，等于将近10万农民一年的收入打了水漂。如此大的浪费，实际上是对人民的犯罪。让一个不懂经济的领导决定地方经济发展的命脉，除了失败还是失败，除了贫穷还是贫穷。

邓**同志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听得懂经济，我党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懂经济，所以朱镕基可以当总理。沿着邓**同志的思路思考：组织部应该提拔重用懂经济负责任的干部，人大代表应该把票投给懂经济负责任的政府领导候选人。

让“熟悉经济工作”的人主政不是我国的独创，而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金大中上台，深知未来产业及韩国的振兴，不是靠熟悉政治议题的人物可以办得到，跨海到美国硅谷，请回了韩国半导体之父入阁，主持“明日产业”的部门，使韩国的通讯产业快速发展。韩国总统李明博，也来自企业界，曾任现代集团总经理。

2、政治思维转型

李明博说：进入21世纪后，国家要考虑的课题，不应该是“如何赶走体制之外意识形态的敌人”，而是“如何给予体制内本国人民幸福”。

万里同志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支持推动农村改革，遇到很大阻力。万里批评阻碍农村改革的人说：“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老百姓去不去呢？”“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把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万里同志说的很清楚，就是以民生为标准。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对这一重要观点的认识并不清楚。

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有地位；男人不挣钱，老婆看不起。朱镕基在任总理时说：在战争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和平建设年代，钱袋子里面出政权。前几年，台湾渔船出海的时候，挂着青天白日旗，到了靠近日本海的地方就挂五星红旗。为什么？中国的力量强大了，挂五星红旗，有安全感；挂青天白日旗，怕日本人揍他。

在学习邓**理论的时候，我研究了两个课题，一是邓**理论的来源，二是邓**策略。在研究邓**理论来源时，发现邓**对李光耀的政治思路十分重视。1978年10月，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访问新加坡，了解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前后的巨大变化。人民行动党是从1959年开始组建政府的，由李光耀首任总理。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当新加坡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当新加坡人拥有了住房和其他资产后，人们在发生暴乱时的反应与过去大不相同。例如，年轻人赶紧把自己停放在路旁的摩托车抬上组屋的楼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参与暴乱。这种情况加强了李光耀的决心：他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李光耀认为，由于当时的新加坡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所捍卫的只是有钱人的财产。为了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就必须让新加坡的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资产，特别是拥有自己的住房。要让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新加坡有些什么值得人民去保护。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人民也会更加感激、支持制订这项政策的执政党。“把经济搞上去才是最大的政治！”新加坡的变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光耀在1984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中告诉新加坡人：“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意识，再多的政治教育、讨论或煽动，也比不上你们有这些切身利益来得有效。我们已经从五十年代的穷困的政治，走向进步的政治；从绝望的政治，走向有希望的政治；从当初陋屋的政治，走向居者有其屋的政治。你们现在的切身利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我国的政治本质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从前，我们可以推动的东西很少。现在如果我们愚昧无知或鲁莽行事，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将毁于一旦。你们不能选择无赖、投机分子、庸才或不讲实际的人进入国会。这样，你们的组屋才会增值，而你们的公积金才会不断增加。”

1992年，邓**在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对陪同他的广东省与深圳市领导说：要使人民生活继续富裕，他们才会支持你，拥护你。这与李光耀的观点是相同的。

现在，我国有些社会矛盾也比较尖锐，时有罢工、集体上访、甚至冲击政府的事件发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社会矛盾，并不是政治诉求，基本是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上没有条件解决，或者有条件而忽视人们诉求不去认真解决，把不满情绪向政府发泄，矛盾就会变成“堰塞湖”。如果在经济上有条件并坚持公平公正的态度去解决，对不满情绪及时化解，一般不会殃成政治事件，政府成为“安全岛”。化解“堰塞湖”，建设“安全岛”，离不开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平正义。特别值得提醒的是，目前有些社会矛盾，并不是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而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如开发商与拆迁户、出租车公司与出租车司机等，这些矛盾处理好了，就能及时化解，重庆市处理的士司机罢运事件就是范例。政府站在公正立场上，正确处理劳资方关系，矛盾很快化解。全国不少城市参照重庆市的做法，也化解了类似事件。这个经验再次证明，政府与劳资方必须在一条船上，社会才会和谐。

200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延安地区讲课。去讲课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题目很不错。但文中有的观点不能苟同。文章说，现在，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正在腐蚀着青年一代，我们要用延安精神把它打败。听起来很豪迈，但仔细想想，值得推敲。从思想方面讲，吃喝玩乐不等于腐朽没落啊，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啊！从市场角度讲，吃喝玩乐也是市场啊。会赚钱的人，眼睛会盯着特别能吃、特别能喝、特别能玩、特别想乐、特别有钱的人。人有两条腿，钱有四条腿。钱比人跑得快。钱的运行也是有规律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钱往有钱人的口袋里流。能够赚到有钱人的钱，才能发大财。广东省目前有50多万人养宠物，宠物企业有3000多家，市场日趋繁荣，年产值高达50亿元。宠物旅馆、美容院、训练基地、婚姻介绍所、寄养中心等一应俱全，给宠物洗澡、理发、剪指甲、掏耳朵、美容、医疗、保健、培训、摄影、穿时装、配玩具，人能享受的，宠物差不多都能享受。宠物消费在有些方面比普通人高得多，宠物犬婚配费高达1700元。有人调侃：“宠物交配比嫖客找个小姐过夜还要贵”。有人成为宠物职业红娘，月入近万元。有人喜欢宠物，但怕养宠物麻烦，就到宠物寄养中心租个宠物带回家玩。每天的租金，最低的如京巴狗每只需10­—20元，宠物教育产业也开始兴起，主人将狗仔送到“狗仔幼儿园”，让狗仔学习如何使用马桶等。宠物从生到死，不管是“摇篮”还是“坟墓”，都充满了商机。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宠物市场发展势头越来越大。也许你会对宠物市场的繁荣看不惯，甚至义愤填膺，但市场无敌，你没有办法关闭宠物市场。不知你想到没有，也许你在气愤至极的时候，有人正在笑嘻嘻的数钱呢！有专家预测，中国宠物市场经济潜力巨大，每年至少达数百亿元。

我在延安举办了七个讲座，广大听众冒着将近零下20度的严寒，有的甚至站着听完讲座，反响之强烈既出乎意料又令我感动。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革命老区的人民渴望转变观念，但在缺少商品经济传统的社会里，要实现观念的大转变任重道远。当时，延安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我问延安的一位同志：延安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回答是：第一，实事求是；第二，艰苦奋斗；第三，无私奉献。我说：实事求是，是泛指，不是特指。延安人民实事求是，西安人民也实事求是，北京、上海、深圳人民都实事求是啊。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可贵，我们要永远发扬。但是，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不是艰苦奋斗，而是科学技术。如果仅凭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因为中国人最能艰苦奋斗。欧美人的收入比我们高出很多倍，绝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能吃苦耐劳。2006年，中国人均一年工作约2200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但美国人均创造财富每小时为35.63美元，中国仅为5.75美元，相差6倍多。2002年，我到太原讲课，顺便到了大寨。我在陈永贵塑像前，想起了他的一件往事。这位大寨农民，虽然识不了多少字，但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文盲宰相”。在他死时的病房抽屉里，留下一大堆药片，全是半片。陈永贵生前将医生每日开的药不舍得吃完，吃一半留一半，嘱咐儿子交给国家。我在虎头山上想起了当年的铁姑娘，她生孩子才三天，就到虎头山修大寨田，于是被誉为铁姑娘，当作艰苦奋斗的典型在全国各地媒体反复宣传。在思想被强制、经济特别困难的年代，树立这样的典型也许符合了当时政治需要。但是，在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必须对这样的典型进行反思。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看到当年制造、鼓吹这类典型者的反思。实际上，生孩子才三天就下地干活，第一不科学，因为妇女刚生过孩子，需要好好休息，在身体没有恢复之前就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很容易患病，而且病了难以治愈。第二不人道，保护妇女是社会公德，让一个产妇下地干重活，是很残忍的。第三，生产力也很低。但是，我们却把这种不科学、不人道、生产力也很低的愚昧行为，当作一种精神去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向她学习，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精神离开科学成不了原子弹。所谓“精神原子弹”代替不了真正的原子弹，如果中国提前20多年制造出原子弹，抗日战争肯定用不了八年。中国有不少悲剧恰恰是“精神原子弹”制造的。陈永贵每次少吃半片药，达不到治疗效果，如果按医生的处方吃药，也许能满足他的心愿，多为国家省下一些药费，甚至会达到预期医疗效果，延长生命。陈永贵至死可能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该花的钱花了，是浪费；该花的钱不花，是更大的浪费。在大寨，我也想起了号召全国人民向大寨学习的毛泽东主席。在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看到全国人民挨饿，于是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拒绝吃肉，曾长达7个月没吃过一口他喜欢的红烧肉，也深深感动了中国人。但是，再高尚的精神，也弥补不了因为决策不科学造成的损失。如果毛主席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他不用拒绝吃肉，全国人民都会有肉吃。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危言耸听地说：“如果邓**上台，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事实情况是，邓**上台，不是“人头落地，”而是猪头落地，鸡头落地，鱼头落地，酒瓶盖落地。不但人们有肉吃，有鱼吃，有酒喝，还要减肥呢！有资料显示：从1950——1970年，我国70%的财富白白浪费掉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所造成的后果告诉我们：倘若行为不科学，越有“精神”越可怕。倘若领导无知识，权力越大越可怕。过去，在做思想工作时，常常突出精神的力量，把精神放在第一位，有作用也有反作用，但总起来看，经验少教训多，成绩小损失大。把科学放在第一位，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同志讲精神有一点，讲科学一窍不通。工作中，常用传统的“精神发展观”取代科学发展观，有的精神已经到了甚至过了“更年期”，还想让它“焕发青春”，青春没有焕发，却导致未老先衰。还有些领导，知识不多，胆量不小，喊了不少口号，做了不少规划，都离不开一个大字。结果呢？大战略变成了大折腾，大项目变成“大窟窿”，大开发变成了大灾难。听起来是赚钱机器，实际上是“财富抽水机”。把这个地方积累的财富抽干了还不够，还要被迫举债。

更加让人遗憾的是，有的领导同志自己不懂科学，还不向专家咨询，害怕专家的意见与其不符，影响“领导权威”。有的地方领导请专家去讲课，如果专家的观点符合领导意图，领导亲自陪同，高规格接待，高标准报酬；事后又称自己的观点得到专家的肯定，实际上专家已经被他收买了，事前就打好招呼了。如果专家的观点与当地领导不符，那就另当别论了。有位专家没听领导招呼，在演讲时“擅自发挥”，气得领导大动肝火，中途退席，招待专家的预定筵席也被取消了。一些地方更不敢把学而有术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们认为，不学无术的人听话，学而无术的人可靠，学而有术的人难管。越是平庸的人，越受重用。不少地方的领导忙于会议，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束手无策。道理很简单，平庸+平庸=平庸。我曾多次向一些地方领导建议，压缩一些会议，让干部多学一点东西，提高自身素质，自身科学素质不高，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一时难以提高自身素质，那就赶快借个脑袋用。我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建议，节省点接待费，给每位市、县委常委或重要部门负责人，请几位专家做顾问。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都聘请专家顾问，至2007年4月，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有84位专家，防范决策风险，益于科学决策。

2007年4月，胡**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指出：“真正把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不知道有关领导同志对总书记的指示听到了没有，理解了没有，执行了没有？可以断言：一个不懂科学的政府，就是一个“弱智政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人民靠不住的政府。“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善于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

再说无私奉献，这种精神的确是应该大加提倡的。但是，无私奉献的动力从哪里来？有个广泛流行的段子：吃自己的饭，以不饿为标准；吃朋友的饭，以吃饱为标准；吃老板的饭，以吃好为标准；吃公家的饭，以撑不死为标准。世界上有个规律，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花钱多效果差；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花钱多效果好；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花钱少效果差；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花钱少效果好。你见过靠无私奉献搞好的企业吗？原因就在这里。华为公司提出：不让雷锋穿破袜子。深圳平安保险公司，资产从5000万元激增到5000亿元，与实行“6.3.1”法则不无关系。即：每年有60%的员工加薪，有30%的员工被冻结加薪，有10%的末位员工被淘汰。胡**同志在2006年春节视察延安时说：要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新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什么是真正的延安精神，怎样让它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的确值得深入思考。

3、文化思维转型

环境产生文化，文化形成能力，能力决定发展。

硬实力的基础是软实力，软实力的基础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

开放的本质首先是文化的开放。

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的走向。

只有市场的转型，没有文化的转型，社会将会畸形。

一个时代不是属于每个人的，仅仅属于能够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人。

文化是最根本、最难替代、最持久、最核心的竞争力。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一个地方的发展与落后、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败，归根结底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

立足市场化生存，建立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匹配的价值观念和评价系统，是改革开放对政府的重大考验。

“贫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愚昧与贫困结婚，生的孩子叫落后。

现在的发展竞争，以文化论输赢，文明决高低，精神定成败。

“规则的生命力在于被遵守”。没有文化支持，规则不会成为“心灵的习惯”，不会被遵守，终究会被潜规则替代。

   中国足球为什么惨不忍睹？因为不能真正按规则踢球。首先是有关部门没有营造出按规则竞赛的环境，其次有人不是想着如何靠技能战胜对手，而是想着如何收买裁判。想收买裁判的人，其实何止在球场，在市场、官场都大有人在，但这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能够被收买，而且成本不高。为什么有那么多党政干部铤而走险？有学者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在腐败的人群中，受查处的仅占3%左右。

制度根植于人心。只有制度的健全，没有人心的健全，规则会被潜规则代替，规章制度可能成为摆设。为什么中央发了几十个红头文件，不准用公款吃喝，就是管不住一张嘴？为什么在红绿灯下，还要派人吹哨甚至拉绳阻止行人闯红灯？为什么开车的人不让在斑马线行走的人？2009年7月，兰州有位70多岁的退休教师，用砖头砸了30多辆闯红灯的汽车，这显然是违法行为，但有80%的网民支持他，认为这是无奈之举，是被迫采取的守护斑马线正义行动。北京长安街曾经把隔离栅栏拆了，结果汽车随意变道、行人乱过马路，后来不得不把拆除的栅栏再装上。有位交警气愤地说：“看来中国人只适合圈养！”引起网民的非议。非议可以理解，反思不能缺失。没有自觉执行制度的国民，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得到很好执行，

2008年3月1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胡**讲话的最强音：“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为什么有的人不干净？甚至赤裸裸地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关键是心地不干净。心地不干净，手脚就不会干净。反腐败为什么按下葫芦起来瓢？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想腐败，价值观有问题。五、六十年代，人们自觉抵制糖衣炮弹。胡**总书记批评有些领导干部傍大款。傍大款，就是在找“糖衣炮弹”。有人恨不得高呼：“糖衣炮弹在哪里？向我开炮！”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为了祖国，高呼“向我开炮！”完全是两种境界。

五、危机意识

社会正在转型，转型的目标是现代化。在向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就像马拉松赛跑，发令枪响时，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但跑不了多久，距离就拉开了，有的人似脱缰的野马直奔终点，有的人跑不了几圈，就被远远的甩在了后面。请问各位：你能跑到哪一圈呢？

有个“青蛙理论”，也叫危机理论。把青蛙放在冷水锅里慢慢加热，直到煮死也不知逃生，它还认为在洗桑拿呢，它还认为很温暖呢。相反，把青蛙放在热水锅里，它马上就跳出来了。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每个人应该扪心自问：我是温水中的青蛙吗？有的人年龄在一天天老化，知识在一天天退化，对事业的追求在一天天淡化，对生活的需求在一天天强化，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危机感，是很难与社会的进步同步的。

我刚到深圳时，登上地王大厦看国贸大厦，眼底的国贸大厦变得矮矮胖胖了。国贸大厦是深圳八十年代的建筑标志，地王大厦是深圳九十年代的建筑标志，仅仅过了几年就落后了。我站在地王大厦想起了萨特的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向上攀登！”许多人想的是知足长乐。知足也许使人长乐，但不能进步。“不满才是向上的车轮！”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以贫穷为耻，没有决心摆脱贫穷。年轻人说：“我自己的感觉，没钱的人是无耻的！”“既然不能做有钱人的后代，那么就做有钱人的祖先吧！”

最后，用这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感受不到危机，是最大的危机。

最强的对手是比你善于学习的人。

目光远大的人，不仅站在现在看过去，而且站在将来看现在；今天不“造就”将来，将来就走不出过去。

qq520

你这篇东西太长我今天心里也乱没怎么看，如果想了解改变开放当时的困难与决心，可以看看《命运》，里面的余涛讲就是“袁庚”吧，而当时的第一书记应该吴南生也就是剧中的宋梓楠。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变化与经济效益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作为早期下海深圳署业创业的人以及出生于50-60年代深圳人民是最能体会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的。但同时希望先富起来的深圳能够更多的帮助兄弟城市，和平就由福田扶持吧，希望我们和平人不管是在打工的一族中还是在行政的队伍中都争点气，别整得山不清了，水不秀了，经济还是那么落后了，倒是把改革开放后特别猖狂的“黄赌毒”玩得风生水起。

楓葉

昨晚做了个“香芋排骨煲”，感觉味道很好，平时都是习惯做“土豆排骨煲”，原因是没弄到土豆，就临时弄了个香芋搭配。---大概是那么回事吧！是吗？（没看LZ大作，太长）

wei-km

实事求是！要是当管的这样想就好了

qq520

2006年，中国人均一年工作约2200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但美国人均创造财富每小时为35.63美元，中国仅为5.75美元，相差6倍多。


？？？？
2006年中国人每小时有45块吗？开天大的玩笑。8个小时能有80块以上除了公务员与服务时间较久的工程师企业职工外资或民营企业的相当资历与工龄人种职位的工人外，还有多少能拿到5。75美元/小时？。按目前中国的平均工薪计划应该是1。5美元/小时吧（每天8个钟计）。

九连春

太长读不完

和的小苑

政论。当官的应该认真看。

何平

好长，有点读《毛邓三》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