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王阳明与和平县

雄鹰

和平县在春秋时期为南越，战国属楚，称百越之地，曾纳入龙川县治。1518年，王阳明平定
     源暴动后奏设县治，和平从此建县，王阳明也因此跟和平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纸谕示抵万兵

      明朝弘治末年，   源地区爆发了池仲容领导的农民暴动，农民军占山为王，多次战胜当地官军，形势一时呈胶着状态。正德年间，受明朝廷派遣，王阳明调集粤、赣、闽三省四州府万余兵力，进剿池仲容义军。
      时年45岁的王阳明到任后，对农民暴动的起因和现状进行仔细摸底，并很快制定了对策。他采用“十家排法”健全基层社会组织，使得一般民众不敢接触山贼，以此达到切断“山贼”内应和粮草补给的目的。在战术上，王阳明采取武力征剿、心学攻心等手段，对“山贼”恩威并施。在他拟就的《告谕利头巢贼》中，王阳明强调“民吾同胞”，表达其首“恶”必惩，孤立少数、争取多数的理念，体现了先教后剿、重于教化的民本思想。王阳明的告谕使得农民军内部产生了分歧，不少人前来投诚。1518年3月，持续多年的利头暴乱在王阳明手里得以平定。

陈索是和平县人大副主任，对王阳明心学思想有一定研究。陈索说，为了社会的安定，从文治武的愿望出发，王阳明运用心学思想，以“心战为主”的方略去“破山中贼”。从这个方面讲，平定   源暴动是王阳明把心学学说应用实战的典型战例。

奏设县治保太平

      1518年4月，在回赣州府的路上，王阳明即兴作了一首《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提出“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王阳明提到的内治就是“昌明政教”，期望通过加强基层政权密度和强度，通过教化制定礼仪规范，即“以内治为先声，设县移司，实为久安长治之策”。基于这种目的，王阳明上奏朝廷，报请添设和平县治。他在《添设和平县治疏》中建议“分割龙川县和平都，仁义都并广三图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县惠化都，并拆一里前来，共辏一县。”为保一方平安而添设新县，王阳明的奏疏很快得到明朝廷大臣们的一致赞同和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钦准。
      陈索说，《添设和平县治疏》从哲学方面来说，其意不浅，其义更深，形象生动的比喻，把设立和平县治之理由，阐述得入木三分；从文学方面来看，其情亦真，安居乐业之宏愿，跃然纸上。更深一步讲，这是王阳明心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据陈索介绍，在奏设和平县治的前一年，王阳明奏设钦定的江西“崇义”、福建“平和”等县的县名，都与“和平”这个词的意境相近。“崇义”也好，“平和”也好，“和平”也好，都是儒家学说之核心，都是王阳明心学理论之灵魂。
      一个县治的命名是需要深刻内涵的，是从整体与局部，从习俗与现实，从文化内涵全面考虑而定的。可以这样断言，以“和平”命名和平县，绝不是他心学的意念的偶然巧合，而是王阳明向往天地人和的祈愿的必然结果。王阳明的心学学说引领着明王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一生著作甚丰，留给和平的有《告谕利头巢贼》、《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添设和平县治疏》等，处处闪烁着心学学说的光芒。伴随着王阳明征战的足迹，远离京城的岭南和平也较早地接受了王阳明心学学说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