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论 选 举 权――《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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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论 选 举 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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