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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安贞居之后 于 2011-4-7 09:48 编辑
转自:女书博客http://blog.sina.com.cn/stellarzeng
移动的文革博物馆 作者:小曾
在广东省地图上，指认出林寨镇是件费力的活儿。出发前，我跟在上海一家美容院打工的阿美询问这个地方。阿美在汕尾农村长大，直到25岁才来到上海打工。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时，她几乎没听清。于是，我提到其所在的和平县。1518年，时任都察院左验都御史的王阳明平定池仲容农民起义军，将江西定南、以及连平、龙川、河源四县接壤范围，以和平峒之名，奏请明朝廷设立和平县。为纪念王阳明剿匪成功，设立了阳明镇，今和平县政府即驻于此。明嘉靖17年（1558年），县令盛旃从龙川仁义图划分辖地，设立林镇，报请朝廷核准，从此地图上有了林镇这个地名。对这些历史细节，被遗忘是常态。最后，我提到了河源市。阿美的积极性似乎苏醒了。她豁然开朗地说，“知道，我家那有好多从河源来打工的人。”言下之意，“穷”是该地被本省人知晓的明显特征。粤北和粤南的穷富，正如苏北和苏南的差距一样大。我接着问，知不知道那边出名的客家围屋或四角楼。“围屋？” 她流露出不曾听说过的疑惑表情。我简单向她解释这种建筑的特色。事实上，我的解释也苍白无力。我没到过河源市，没去过和平县，更无从知道林寨围屋。隐没着中国最大的四角楼古建筑群——这是出发前为数不多被我知道的林寨“皮毛”。
几天后，沿G15、G25、G4511（龙河高速）高速公路，Z开车带我一路向东北飞奔。约5个小时，300多公里，我们抵达林寨镇的下镇当铺。到达时，已近黄昏，小雨丝丝密密，撒向农田、四角楼、小狗小猫。一下车， “毛主席万岁”大标语便放大了我的瞳孔。当铺的白墙灰瓦之上，当年村里人用猪血喷上的时代标语依然那么简单有力。几小时前，我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动脉——飞机、高速公路上，舒适而欢快奔腾。现在，我和Z呆立在雨中，仰望着满村的时代标语，几乎每栋四角楼的正门入口都有一句模糊的标语——“毛主席万寿无疆”，或“ 忠、公、忠”。迅速，我发现自己被这里、那里墙体上的斑驳标语所吸引，如“农业学大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胸怀朝阳学大寨、志在全球作贡献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狠抓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等等。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些政治标语象征着我们父辈一代的激情，它们传播的共产主义信仰深刻改变了当时所有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半个多世纪后，中国从政治的一头，走向了经济的另一头。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年轻人目之所及的时代标语，最多的可能是房地产广告。广告比这些乡下标语鲜艳、诱人，它们大胆地勾引着中国人面对自己的金钱欲望。在城里，“文革”的历史遗迹，早已灰飞烟灭；“80”后、“90”后们，只能凭网路、书本、电视这些二手货了解真相。我没想到，在方圆不足2公里的林寨古村落里，在86栋明清四角楼的躯体上，处处却见到一座座移动的文革博物馆。这不能不让人发生错觉，这里的历史地质层发生混乱了，或者我穿越了——明清的楼、文革的标语、21世纪的人？
在下镇当铺门口，我们遇到了第一个当地人——74岁的陈友还先生。我们进门自我介绍时，老人正在门墩前跟低头，在跟孙子玩闹。如今，当铺只住了2、3户人家，几个70多岁的老人，以及他们的孙子孙女们。留守老人和儿童、空荡荡的四角楼成为林寨乡村的日常景观。
头发花白蓬松、佝偻着背，方言味极重，陈友还约略告诉我们，下镇村古为“厦镇围”。整个林寨总面积76.3平方公里，辖11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48个自然村，人口3.2万。相传，秦末汉初之时，南越王赵佗建治佗城，曾派出林姓统军在此筑寨据守，故名林隘。在古时，林隘是通往粤北、江西等地的唯一通道。后，林隘俗称林寨。资料记载，元至正十年（1350年）林寨陈姓始祖陈元坤被朝庭封为千户造册主薄，同时任乡饮大宾。据考证，现居林寨的28姓居民多为元未明初，从福建、赣南、梅州等地迁入的客家人。在林寨，陈姓族人取代了林姓人的地位。
陈家门前，有个堪比中学足球场的停车场。除了我们的车，门前没有一辆车。据称，当地政府正准备投入1.5亿资金打造这个还不为人知的古村落。三月雨天，当我们的车停下来时，显得多少有点“轰动”。很快，在当铺前跟陈先生鸡同鸭讲的我们，引起了村里保安的注意。保安姓王，打着一把大黑伞，20出头。远远地，我看着他鼓着娃娃脸，圆眼睛闪着惊讶的神气，有点犹豫地向我们走来。深蓝保安制服并没有替他长多少威风，他迟疑很久才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干什么，城里保安的神气劲儿全无。一问，我们才知道他是村里唯一的保安。于是，我们大胆向这位入世未深的保安问起各种问题。当问到他，“村长在哪?” 他的圆眼瞪大了，脱口而出，“他是我爸啊。”陈老先生和我们都笑了。在林寨，我们进入一个典型的中国乡土地界了。
机灵的王保安并没着急介绍他的父亲。友善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古村管理办陈经理的手机号码。当然，陈经理并没有空，他提供了一个叫做陈仰天的手机号码。终于，我们遇到一个无语言障碍、懂村落文化，又热情的本地人。陈仰天，下镇村人，1949年出生，做过船工、当过村干部、曾任四联中学校长；退休后，致力于研究和推广林寨古村落。很快，我们约好了碰头的时间和地点。
初次见面，黝黑敦实的陈仰天便送了我一本刚出的书《天上人间》，封面题字河源市委书籍陈建华，书后标注——非营利性出版物，和平县文化新局审批完成。翻开书扉，上面写着陈编著出版的10多本客家乡土书籍名目。于是，他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客家文化发烧友。
第二天清早，我们跟随着这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参观古村落。在林寨下镇村和兴井村不足2平方公里的区域，有86栋保存较好的四角楼。这些四角楼多建于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最早的可追溯到元朝。
刚进村口，陈仰天便给我们卖起关子，指着东门一段残留的围墙，告诉我们这曾是明清城墙的至高点。而今，我一迈步，它们几乎跟小腿齐平罢了。城墙有近2尺厚，用石灰、河沙、糯米粉、河卵石夯成，绕村而围，东西南北四门，而今西门已消失了。按客家博物馆的介绍，这里原本应是一个围村，即厦镇围。陈仰天介绍这个围屋如船，又称船形围，厦镇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70米。直到我们走进古巷街，我们才真正了解城墙“变矮”的原因。不是变矮，而是沉降了。由于林寨地处低洼盆地，洪灾时常来袭，四角楼和其他民居上到处都留下洪水冲击后的坑洼凹槽。古巷街上，很多家二楼外墙用红、黑粗笔标注历年的洪水线。最高的洪水线为1964年，几乎高过每家每户的门梁处。当年全村就差几十厘米就全部淹没了。几个世纪以来，洪水将整个村落抬升了高几米。我忽想起当铺陈友还家中的楼顶，至今还留着一道道乌黑发霉的水渍。
沿着古巷街，又光又亮的鹅卵石地面，时不时会遇到鸡粪、狗屎；迎面而来，总会冲出几个打打闹闹、脸上淌着黑汗珠儿的乡下男孩。这些意外是古村落为主不多的吵闹声。多数时，村里寂静无声。每分每秒，我们都在与四角楼相遇，大多数的四角楼门敞开着，无人看管，走进过去的上下堂，要么散落的农家的柴火，要么是厅堂里散乱的桌椅。而这里，曾经是客家围屋最核心的区域，宗祠所在地。
林寨四角楼为客家传统民居的一种。广东客家民居最典型的要数梅县的围龙屋。客家文化专家罗香林在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中即提到：“客家人经营屋宇，地必求其敞，房间必求其多，厅庭必求其大，墙壁务极整齐。…… 客人屋式，有围龙、棋盘、二字、四角楼、围楼、五栋、枕头杠、茶壶耳等名目。每式以正栋以及横屋为主体。正栋或称正厅，制如宫殿，横屋如宫殿的庑。客人屋宇，多由创业的人，一手经营，而分给众多子孙，但无论分至如何繁细，其正厅仍属公有。” 一言以蔽之，客家人因两晋从中原迁徙进入南方，四次大迁徙之后，逐渐形成聚族而居的传统。客家建筑非常大气，仅林寨四角楼来说，所有的四角楼占地面积均为3000平方米以上。古村落最大的谦光楼（民国9年建）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正面有4栋骑楼，全楼3层，整幢屋层层可以相通，屋内有11个天井采光，有18个厅堂，共有324间房，可住500多人。这种规模和气势，在徽州民居里则很难见到，而在客家建筑却可能是常态。
1949年4月，林寨解放。林寨的四角楼被逐渐拆分成各种功能性办公楼或居住场所。最大、最气派的谦光楼作为镇政府办公楼，而这里还曾住下我解放军一个团。司马第成为人民公社食堂等。其他四角楼则涌入了各种陈姓的农民家庭。逐渐的，传统四角楼的上下堂最为显赫的宗族祭祀区域，成为各家各屋放农具、柴火的公共空间。每家每户都按照自己的需求，划分了自己在四角楼一隅的合理空间。自此，四角楼更多变为乡村单元楼。
从地主庄园到农民单元房、从宗祠到农具、柴火集散地，从殿堂式正厅到与鸡狗同处。半个世纪来，林寨的四角楼变成了身体不灵光、衣着不再整洁的孤傲老人了。我们被陈仰天带着穿街走巷，走进了历史深处，迎接我们的到处是一种在簇新的都市里无法见到的奇异的美——破损的门窗残留着镂空的花纹，褪色的门楣还开着兀自灿烂的牡丹和兰花，长满青苔的天井，挂着蜘蛛网的雕廊画柱则传递出破产者的衰败气息。
我们路过颍川旧家时，大门正禁闭。当时，2名老妇人正坐门墩上，一个七旬老妇赤裸着干瘪的脚晒太阳，一个稍显年轻的老妇则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她们朝我们投来好奇而热情的笑容。颍川旧家建于1930年，是民国广东省督军府顾问、曾两任和平县长的陈襄廷的新楼。从外观看，这栋楼是三进两侧建筑，大气中正。门前，有两根10多米高、花岗岩做成的罗马立柱，稳重而含蓄地流露出这家主人的博闻多见。四角楼如开平碉楼，体型高大、中正，多有二、三层之高；4个楼阁设有了望孔和射击孔，可探四面动静，光窗用花岗石雕凿而成。在林寨，家家门前左右都有花瓶形状的孔眼。这种谨慎的姿态，完全不同于徽州民居小门深院怕露富的心态。此外，大门两侧各穿9个大如茶杯的圆洞，再以9条如茶杯大的铁棍嵌入墙中，当地俗称九子杠，各扇大门都装上坚厚防火防弹的泡桐木做成的门板，每遇紧急情况，即将九子杠拉出闩上，再关闭大门，固若金汤、安如泰山。楼内两重门前，一般都有一个大天井，大天井左边有一青石水井，屋内有粮仓、砻碓、风车、菜地、牛栏、猪舍，左侧有一花园，园中也有一眼水井。明清民国时期，林寨正好处于闽粤赣交汇处，贼人兵匪常常来袭，四角楼的建筑形态，保证了村民们十天半月亦安然无恙。虽然功能性形似，相对开平碉楼那种中西结合的繁复古怪，林寨四角楼更多则承袭了中原文化的大气和素朴。
用规模、气派来说，颍川旧家不是林寨最大的楼，谦光楼花去了20多万元白银。楼房建成后，楼主陈云亭母亲80大寿。母子炫富，让工人将库房的银圆堆放在楼前天井上。工人足足挑了七天，才将天井填平。此外，林寨历史上，曾出过清朝最后连中“三元”的状元——陈继昌，两广巡抚陈琼润等名人。陈仰天则告诉我们，他最为钦佩的还是民国乡绅陈襄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襄廷才是林寨古村落的真正灵魂人物。
陈襄廷，林寨兴井村人，1875年生，祖父陈豫年是候补知府, 父亲陈肇睿是县丞。陈襄廷家业很大；拥有田租二千余石；拥有薰南第、颖川旧家、小洋楼.、青园.、朝议第、九栋屋和可喜坳山庄等楼宇房产，有当铺八间，分布在林寨、龙川、鹤市、老隆、四都、黄石等地；还在龙川、和平两县各街镇有店铺四十余间，年收人数以万计。直白来说，大半个林寨的房产和地产都为他所有。
陈本人天资聪明，仗义疏财，好交朋友，青年时，便加入同盟会。民国初，他自费创办襄廷小学校，使用新课本，开设新课程，购置洋鼓洋号，让学生军训。1918年双十月国庆节，学生穿校服，戴军帽，集队上街游行，敲洋鼓吹洋号，个个精神饱满，志气昂扬，使民群见到了新事物，大开眼界。此外，但凡和平县新建中学、小学，他都无不出资捐赠，还出资有才学生留学东洋。
民国十年(1921年)，陈襄廷被选为和平县长。就职演说，他自陈，“尾随孙中山先生教导，做人民公仆。”为发展和平县经济，陈襄廷派出人往浙江引进棉种、谷种、蚕种、桑树，致力发展种养业和手工业，民国十二年（1923），他任期届满离职回家，返乡途中，乡民燃鞭炮迎接。他本人说：“我两次任县长，私人垫用了白银贰万多元，虽未有什么建树，但我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所以背后没有人骂我是贪官污吏，垫了点钱也是值得的。” 1944年4月，陈襄廷病故，享年七十岁，其子孙现多散居国外。
站在空空荡荡的颍川楼的上堂之下，只有无言的梁柱才记得这栋楼的过往细节。如今，这里不再有80多年前的家具，更不再有主人，人去楼空。公元前1028年，舜帝三十四世孙子女为满因辅助商纣王有功，分封陈国（今河南淮阳），赐姓陈。陈满有颍川属地江南庐州府颍上县上水涌泉，故名颍川，是为陈姓堂号。1930年，晚年的陈襄廷建新家，取名“颍川旧家”，无疑有追缅先人之意。陈襄廷的传略，可能是民国时期中国乡绅的缩影——忧国忧民，重视乡学，不计个人得失。这些风骨，或许正是颍川陈家的真正精髓。
而今，在颍川高门深楼之下，我们只能看到2名老村妇在闲聊。而她们的子孙，中生代力量都早早外出打工，乡间留下的多为妇孺。改革开放后，更多的乡民并不愿意住在这种不适用的乡村豪宅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更注重小家庭的私密性，而传统客家建筑讲究族长式的大厅堂，讲究宗祠和公共空间的样式，失去了它的魅力和权威。从封建时期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传统的四角楼，代表了大家族式或集体式的生活方式。这些也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生活方式，熟人社会。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让更多的农村人意识到有距离的魅力，陌生化带来的好处。拥有一个三口之家的小楼房，意味着更多的个人空间，更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更少的争议，和更少的邻里纠纷。 10多年以来，林寨四角楼周围慢慢出现一些“神来之笔”，四角楼边上搭建出一些白色、火柴盒式的二层小楼房。和高大、中正、肃穆的四角楼相比，这些小体型的楼房，看上去廉价、单一、缺乏美感和安全感。但小砖瓦房，却更合乎现在农村人的需求——有电、有自来水，还有厕所和浴室。
当我们走出古街巷，目光越过空旷的停车场，前面几百米则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地，更远处散落着密密麻麻的小砖瓦房，它们代表着林寨农村的新力量，以及陈氏后裔们渴望独立的现代化意志。
陈仰天带我们穿过林寨四角楼游览区，穿过林寨镇的老桥，爬上一座小山，站到了浰江中学的塔楼边，眺望林寨镇的全景。浰江，一条狭长的河流，弯弯曲曲缠绕在新林寨镇的中部，两岸林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建的小农民房。陈仰天曾在这条江面上跑船。1969年，20来岁的他在浰江上撑船。当时，这里的江面宽广激越。这条江，是林寨的尼罗河，数百年以来，林寨兴盛与其休息相关。陈仰天指着1、2公里之外的下镇当铺说，“小时候，我们从四角楼那边直接就可以眺望到浰江了。民国时，很多人是撑着船，摇到当铺来交换东西的。” 1949年以后，下镇村和林寨老街之间的小山头被炸平了，形成了方整的农田，自此，浰江的直系的小溪流也无法再流进下镇村和兴井村了。此前，林寨凭着发达的水系，有着繁忙的河上贸易，这也是为什么明清如此富有的重要原因。1918年夏，廖仲恺、廖承志一家在林寨的老码头下船，拜访好友陈襄庭，并考察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1924年，受陈襄庭之子陈子敬之邀，读高中的廖承志与和一帮同学再次到陈家度暑假。当时，从广州到林寨，沿着东江往北，再到浰江，2天时间即可抵达。1949年前，林寨经济发达，广州的粤剧班经常下到这里，为富人家唱戏；作为国统区的大后方，这里曾运输过上吨的小钢炮。“1972年，我到和林帆船厂上班，当时我跑的船是18号，我们船厂有20多艘船，可以想见，这里经济的发达。” 我们当时主要就是把广东北部的木柴、桐油、木炭、柿子、柿饼等运输到广州，再把广州的一些日常用品运到镇上。到了80年代，浰江上游兴建了新丰江水电站，经过林寨的水越来越小，船厂的生意也日渐萧条。更重要的是，全国进入高速发展公路时期，公路运输越来越重要。到80年代末，船厂没落；这一时期，中国也进入了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位于广东北部偏远的小镇林寨逐渐失去了它的光芒。
2010年11月底，河源市举办了第23届世界客家恳亲大会。作为广东首批文化古村落，东江客家文化缩影，林寨古村落成为政府主推之地。陈仰天，和他的家乡林寨，似乎同时凭着天生的嗅觉感知到机会的气息。曾经，在河流文化主导的19、20世纪，林寨和它的陈姓家族辉煌过，这里有过纺织厂、贸易口岸、乡村银行、船舶公司。在公路文化主导的21世纪，河流萎缩，山区成为了它的屏障，年轻人渴望走出山区，摆脱贫苦，乡村四角楼处于被遗忘、被废弃的状态。粤北山区为广东省著名的贫苦山区，和平县又为河源市穷县。和平县政府网资料显示，该县总人口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9万人，农村人均年纯收入1721元。如今林寨，没有船厂，没有工业，只剩下农业和一些零星的加工业。“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是林寨的真实写照。当地主要经济来源一是靠劳务输出收入，二是靠结构单一小规模的农业、林业、畜牧业。这样的尴尬，不仅是东江乡村的缩影，也几乎为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缩影。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的副站长、建筑学家邹伟初曾开过一玩笑，称广东古村又老又穷：“如果不穷，那简直就不叫古村落了。”
在林寨镇一家当地饭馆午餐，正午时间，只有我们一桌人。中饭，陈仰天为我们点了一顿典型的客家家常饭，四菜一汤，自制客家豆腐、清炒菜和小炒五花肉加上猪骨汤。餐饭间，我们聊起林寨的风俗。陈仰天回忆起小时候春节，全家上阵在村口演出粤剧的情景。“《六国封相》、《天仙配》、《三国演义》、《赤叶河》，这些剧本是村里人最喜欢的。我们从来不演《秦香莲》，因为陈世美是反派角色，我们陈姓家族非常忌讳这出剧目。” 陈仰天曾给我们看了清朝时当地人的饼印，即做月饼的模具。上面精雕了各种图案，包括张果老的故事。如今这些做饼、米糕的传统，已经在乡间失传了。 “小时候，我们村里人也不喝外来的茶，我们直接上山采摘树叶，炒了做成四时茶。沙惊、酸枝树、藤茶、鱼腥草、车田草、甜囊草等等。”1966年，林寨出现了外来茶，传统的四时茶逐渐消失了。这些风俗和生活方式，似乎比林寨的四角楼更脆弱。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细沙一样，慢慢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接壤，淡化了往日生活的印迹。
谈话间，我不仅想起华南理工教授谭元亨曾撰文写道：“（坞壁）是客家文化记忆的一次历史定格, 不仅包含魏晋时期以郡望而自矜的贵族意识、门第与望族观念、称情直往的个性追求, 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留痕, 包括物质上的印记。” 林寨的四角楼，无疑也是明清、民国时期，东家客家人留下的时代印迹。这里的富人在门梁上精雕细琢，追求徽州雕刻一样的繁琐和富丽，同时也保存了魏晋坞壁、庄园建筑的风骨。据分析，坞壁建筑是父系大家族、家堡合一的居住建筑形式，聚族而居，内部必有厅堂，外部必有高大坚固的墙、四角楼，有很强的防御性。如今，这些父系文化、贵族意识、门第与望族观念，已经随着历史的没落，而消失了。这些颍川家、陈元坤的后代，客家流民，继续南下，去广东、深圳，找寻他们的新大陆。
站在林寨的塔楼边上，浰江水在我们的脚下恬静地蜿蜒。我仿佛看到年轻陈姓后裔们，成群结队进入东莞、惠州的工厂间。蛮荒、艰辛的乡村被遗弃，他们迁徙进工业化的南方城镇。1984年，国家允许农村人自带粮进城打工，当年全国流动人口猛增到2000万。而在1980年，中国农民工不超过200万。1995年，农民工8000万;2010年，中国农民工增加到2.42亿。新一代陈姓子弟汇入了伟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了。掘金成功之后，他们还会如祖先一样，顺着东江水、浰江水回来吗？还会保护那些他们的身份记忆、历史文化认同的四角楼吗？
而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中产阶层们开始怀旧，开始自驾车去乡村寻求冒险。他们也越来越缅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那种乡土生活的从容和优美，“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但到了农村，他们会生出更深的迷惘，真正的乡村民居已名存实亡了。这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孩子一旦上学便将离去。而最后的中国乡土文化的守护者，老人们一旦逝去，或许这些中国乡土民居面临真正的死亡威胁。没有人居住的建筑，正如没有灵魂的身体，空洞、乏味。
在中国，到处都是林寨的故事。中国有多少个村，就有多少件中华民间文化中的箱底。而这些最后的文化箱底——古村落，因为人口流失、经济压力、城镇扩张正在日渐衰败下去。我再一次想起了谦光楼门前的老妇人们。此情此景，让人联想到元稹诗词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寂寥了。老人、高楼，突兀而触目，双重映照出乡土中国社会最优雅的力量不可挽回地衰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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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7 09: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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