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亿手机用户隐私暴露成"透明人" 整顿遇困境

楓葉

全国有5亿多手机用户，其中2亿多手机用户的姓名、手机号、职业、住址、收入高低甚至消费偏向都被掌握在短信群发业务公司之一———分众传媒旗下子公司分众无线手中。据权威透露，这家公司的短信广告“想给谁看，就给谁看”，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其中仅郑州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的短信日发送量就达2亿条。
“自己的信息被人知道得这么清楚，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一位同行对记者说，以前，她对垃圾短信的态度是“很烦很无奈”，而现在，已经变成了“很怕很震惊”。

　　变成“透明人”

　　面临的可能是财产生命威胁

　　其实，“垃圾短信”早已不是个新鲜的话题，这些年，只要是手机用户，就断然逃脱不了被其骚扰的命运。虽然相关管理部门接连兴起过好几次打击垃圾短信的专项行动，“某地查处一地下群发公司”的消息也屡见报端，但手机里的垃圾短信几乎就没有断绝过。

　　而“分众事件”又印证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担忧：随着近年来个人信息成了某些人的“大金矿”，成了可以公开叫卖、利润不菲的“商品”，这种赚钱模式已经从几个人、几台群发器，小作坊式的“小打小闹”，变成了更专业、规模更大、目的性更强、精准性更高的商业运作。

　　暴利诱惑下，疯狂是必然。分众传媒网站上的一份财务报告就说明了一切：2007年分众第一季度手机广告营业收入为600万美元，2007年第二季度为1090万美元，2007年第三季度为1400万美元。

　　据报道称，现在大部分的短信群发业务，已经集中到了分众无线等几家大的公司，他们号称拥有9大类手机用户的信息：包括小区业主、工商企业主、职业经理人、新购房业主、车主、手机大客户、公务员、保险以及银行贵宾、房地产投资者等。用户遍及各个行业、各类人群———在这条产业链上，被视为私密数据的个人信息，在这些公司手上顷刻间变成透明的了：家在哪里、几号楼、几层、开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平时有什么爱好、经常上哪个网站……全都一清二楚！

　　这足以让每个手机用户倒吸一口冷气：自己可能早就成了一个没有丝毫遮蔽的“透明人”！

　　北京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云林是一名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他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我们这些人面对的都是一些暴力案件，我们的工作风险很大，极有可能遭到报复。因此平时总是小心翼翼，担心个人情况过多的暴露，如果真的成了‘透明人’，我会缺少安全感的。”停了停，他又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的手机持有者，都不希望自己成为‘透明人’，因为那样，大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垃圾短信的骚扰，还有可能是财产乃至生命的威胁。假设有两亿人要时常为自己的安全担忧，那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

　　监管难点

　　法规滞后执法机制不健全

　　谁该为此负责？是移动运营商，还是相关管理部门？“分众事件”出现后，国家工商总局的“权威声音”随即出现：2008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严禁违法买卖**，严禁买卖个人信息，严禁利用手机发布虚假广告。

　　监管部门及时的表态总算让人能缓口气，但为何监管多年，垃圾短信仍然屡禁不止？这又是个经常被探讨却总也得不到解决之道的老话题。业内人士分析称，这再一次暴露了监管力量的滞后。

　　中国联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短信内容涉及公民隐私权，运营商无权察看和直接查处，即使在收到用户举报后，也必须先将这些信息转到公安等部门，得到授权和通知后再对其进行查封处理。

　　“等相关执法部门的回馈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很难做到对客户的举报一一回复和立即采取处罚措施。”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垃圾短信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加之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他们对“如何避免自己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隐私权、技术上可操作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很困惑。

　　“运营商说的‘相关法律法规空白’，指的是隐私权在我国法律领域‘尚无一席之地’，与隐私权有关的权利保护规定比较含糊，而且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保护的力度也不够，执法的机制也不健全。”北京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旭升表示。

　　他介绍说，目前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作为调整电信经营活动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的综合性法规，难以对短信这种具体的通信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和调整。同时，由于上述两部行政法规制定之时，短信息通信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客观上也不可能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公众通信方式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各界呼吁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要提速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个人信息保护法必须尽快出台。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桂华、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石英等多位代表，不约而同地提交了制订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他们认为，个人信息受到侵犯的状况，在我国已呈蔓延之势，制订相关法律已是刻不容缓。

　　石英说，我国目前没有一部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比如民法通则，只直接规定名誉权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只对发送垃圾短信等类似行为作出处罚等。石英建议，在以后的立法中要明确相关各方的法律权利、责任与义务，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据了解，早在2003年至2005年，我国就已经研究完成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但至今没有下文。

　　“法律的缺失只能导致权利虚置，公民忍受侵权伤害却无法自救，也无法寻求他救。权利已然告急，立法没有理由再隐忍不发！”曹旭升告诉记者，对于此次“分众事件”，他的期盼就是，“两会”上代表们的声声呼吁，能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催产剂”，让广大手机用户不再做“透明人”，将有可能发生的财产甚至生命威胁降到最低，并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