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基辛格说：
　　“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事后基辛格则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半钟。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书房里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横贯全页的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
　　2月20日，邓**携家人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他走到多日不见的朱德面前，热情地与朱德握手。毛泽东问候道：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会议结束后，周**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老干部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说：
　　“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此后，周**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尔后，由解放军总政、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了一个360人的名单。周**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研究。
　　3月9日，周**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呈报给毛泽东。他还在送审稿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发出。
　　3月中旬，曾志在临潼给毛泽东和周**分别写了一封信，汇报她在临潼干休所的情况。她在信中写道：
　　“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1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是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1套军装。”
　　不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就把曾志接到了西安，他在谈话中说：
　　“你的信，主席和总理都作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继续工作的话就在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选择吧。”
　　曾志最终选择了回北京。
　　3月18日，曾志带着女儿、小外孙和外孙女，离开临潼，回到了北京。
　　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个报告是国家计委在1月5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根据周**的指示拟定的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该方案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有26个，这是继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四三方案”提出了引进技术设备要遵循的6条原则：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学习与独创相结合。3、有进有出，进出平衡。4、新旧结合，节约外汇。5、当前与长远兼顾。6、合理选址。
　　《四三方案》在毛泽东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
　　3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还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当有人汇报说，一些人议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气愤地驳斥道：
　　“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
　　“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
　　3月28日，周**、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同邓**会面。
　　3月29日，周**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邓**的情况，他写道：
　　“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同志同来见主席。”
　　3月29日下午，周**陪同邓**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握着邓**的手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这天晚上，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周**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给毛泽东。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召集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了邓**复出的决定。他还说：
　　“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同志参见接待。”
　　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中强调说，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核。
　　4月12日晚，周**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周**和邓**步入宴会厅后，邓**和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坐在一起。这是邓**6年后复出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邓**以及记者们对于此事的报道情况：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会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复出！’”
　　4月15日，毛泽东观看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彩色电视转播工程图样。
　　4月19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巴雷斯来华访问，邓**参加了接待工作。
　　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切维里亚时对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说：
　　“外交人员要搞好驻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那里的情况。不要老住在大城市，到乡下跑跑，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和社会问题。”
　　他还对埃切维里亚和墨西哥驻华大使安基亚诺说：
　　“你们也要多跑跑，多看一些真实情况。”
　　埃切维里亚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毛主席由于对人类事业做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4月间，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关于中美谈判的汇报。有人说，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形势大好。外交部长乔冠华诗兴大发，当即写出了3句诗，可第4句却写不出来了。毛泽东拿过来一看，笑着说：
　　“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他又转对乔冠华说：
　　“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上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
　　乔冠华诗中的首句是说廖承志在4月前些时率团访日。第二句是说韩叙正访问美国住在“五月花”旅馆。毛泽东填上的后两句，说的则是乔冠华在1967年被群众勒令到王府井大街卖报纸的故事。那时，他把整摞的报纸丢在地上，然后溜之大吉，再自掏腰包上缴报纸钱。毛泽东将这一趣闻填在了诗中，倒也大有解颐得趣之妙。
　　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
　　原来早在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等不正之风。李庆霖在信的末尾写道：
　　“毛主席，我知道你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李庆霖的信几经辗转，最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看着李庆霖的来信，两眼慢慢地红了起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曾经对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3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写道：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9日晚，周**根据毛泽东写给李庆霖复信的精神，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周**深情地说：
　　“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后来在6月10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印发全党。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回到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住处，她看到书桌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是特意为毛泽东印制的大字本。
　　原来，毛泽东随着年龄增大，他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看小字本书籍感到非常吃力，于是他就自己花钱，将一些书籍改印成了大字本。但他要看的书籍太多了，毕竟不可能将他想看的所有书籍都印成大字本。没办法，就只好就借助于放大镜。他最早使用的是九三学社赠送的一个象牙柄的放大镜，柄上还刻有“敬呈毛主席”的字样。大概是用的时间太长了，后来这个放大镜的柄断裂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找人修一修。于是，工作人员便将断裂的放大镜送到上海光学仪器厂维修。因为不便公开放大镜主人的名字，他们就用白胶布把柄上的字缠住了，并对光学厂的人说：“这个放大镜是位外宾的，因为下午2点钟要离开，请抓紧时间修好。”光学厂的师傅们把白胶布撕开，这才知道了这个放大镜的真正主人，厂领导十分重视，专门组织一个班子维修放大镜。因为这把镜子倍数太小，架子又沉，不适合老年人用，他们便重新调整了放大镜的倍数，把镜面加大，还将断裂的象牙柄改成了优质塑料柄。同时，出于对领袖的崇敬，他们又做了两把新的放大镜。工作人员如约来取货，发现1把变成了3把，非常高兴。毛泽东用过后也感到比以前的好使，很是喜欢。后来，工作人员在卧室、大厅这些毛泽东常常看书的地方，各放了一把放大镜。这样，毛泽东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工作人员在他外出时也总忘不了为他随身带上放大镜。
　　再说毛泽东见江青翻看他的大字本的《十批判书》，就另外送给了江青一本，说：
　　“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说罢，还顺口给江青吟诵了4句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20日，周**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筹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前边已经说过，中共中央早在1972年就准备在“十•一”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没想到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将整个工作计划打乱了。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葬身荒漠，6个政治局委员也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这就需要尽快提前召开党的“十大”。
　　根据九大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的规定，中共“十大”是可以而且必须提前召开的。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些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周**在会议上宣布，此次会议的任务是：
　　1、筹备召开党的十大。2、讨论批林整风运动。3、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还说：
　　“从九大到现在已整整4年了，经过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召开十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在会上宣布：
　　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廖承志、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出来工作，参加“十大”。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因为曾希圣已经去世。毛泽东说：
　　“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现在他死了，应当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周**还宣布了一项经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通过的更为重要的决定：
　　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在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王稼祥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大为感动。
　　原来，王稼祥在文革中主动在家中校对英文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他将发现的错误一一作了修改，寄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希望下次再版时予以订正。粉碎林彪集团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毛泽东对周**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是有功的人。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3人军事领导小组，我，你，还有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他和张闻天不一样。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早点让他站出来工作。”
　　周**在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评价。王稼祥听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激动地说：
　　“我犯的错误不少，我没有什么功。是毛主席几次三番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随后，毛泽东又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央委员学习班，还让周**亲自去办。
　　5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好。要认真看书学习，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要懂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
　　“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
　　毛泽东还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做考证，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熟读《三国志》，他历来很欣赏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曾在《三国志》上多处加了批语，如：“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做土皇帝，孟德不为也。”“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等等。他在同子女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也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在1959年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还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弊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所以，毛泽东是很欣赏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
　　毛泽东最后又引用了《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说：
　　“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
　　再说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原则两个问题。
　　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代表既要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新干部，“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老干部”。
　　会议通过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请示中提出了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总纲部分，关于林彪的一段话要删去。要求按照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赞成3个里程碑的提法。增加毛泽东近年来的若干指示和第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5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十大”筹备委员会，以王洪文为主任，周**、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会议确定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由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6人组成；执笔人是张春桥。
　　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改小组则由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
　　自此，“十大”的筹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了。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
　　“看到主席身体很好。”
　　毛泽东说：
　　“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
　　关于美国问题，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6月17日，周**在给张春桥的信中说，毛泽东听了他关于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从外交部下了班，去看望正在恋爱着的章含之。章含之见乔冠华神情慌张地进了她的传达室，便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只听乔冠华说：
　　“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不知所措，问章含之怎么办？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
　　“既然我承诺了对你的爱，我不会改变，你需要我，我会留在你的身边。”
　　乔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章含之说：
　　“那可是主席的决定啊！”
　　章含之故作轻松地说：
　　“由我来向主席汇报吧。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
　　后来，章含之向毛泽东表达了不想去当大使的意思，毛泽东也没有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6月21日，毛泽东在叶飞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给叶飞“分配工作”。
　　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
　　“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
　　1973年7月1日凌晨，章士钊因在香港做统战工作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享年93岁。
　　章含之在处理了父亲的后事之后，把父亲留下的那些最好的书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章含之说：
　　“行老的那些大量藏书，你打算如何处理？”
　　章含之说：
　　“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已决定捐给文史馆？”
　　“拿走没有？”
　　“通知他们2个月了，还未来搬。”
　　毛泽东说：
　　“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它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得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它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
　　7月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二人。王海容、唐闻生也在座。他对王洪文、张春桥说：
　　“你们两个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又说：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州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就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他还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变中日关系。”
　　王海容、唐闻生插话说：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毛泽东说：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这样的：郭沫若早在30年代提出：商代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提出中商代是奴隶社会说。1951年，郭沫若重申了他的西周奴隶制说，拉开了与西周封建说争论的序幕。1952年，郭沫若提出了战国封建说。1973年，郭沫若重申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475年。
　　毛泽东说到李白的《古风》第3首时，颇为动情地说道：
　　“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
　　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转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宏论？且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2
第362章
　　“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受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
话说1973年7月5日，周**得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评了外交部，他在外交部长姬鹏飞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中加注道：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7月7日，毛泽东看了周**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送审稿，批示道：“原则同意。”
　　此时，王洪文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小组，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修改稿，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7月10日，周**在关于中共十大准备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报告中还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有关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问题，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问题。
　　7月15日，毛泽东在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廖静文是在7月上旬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7月17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缓缓驶进中南海大门，车子里面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不时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坐在杨振宁旁边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车子慢慢地在游泳池旁停了下来，周培源微笑着招呼杨振宁：“到了。”杨振宁下了车，由周培源陪着向前走去。周**迎了上来，与杨振宁、周培源一一握手，又对杨振宁说：
　　“主席在他的书房等你呢。”
　　周**、周培源陪着杨振宁一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客人表示欢迎。
　　“主席，这就是杨振宁博士。”
　　周**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杨振宁急忙抢上一步，握住了毛泽东的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
　　“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学有贡献。”
　　尔后，他又与周培源握手。周培源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恭敬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淡淡一笑，轻轻摇着头说：
　　“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
　　周培源却认真地说：
　　“这句话表达了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毛泽东示意大家落座，杨振宁和周培源分坐在毛泽东两旁。毛泽东关切地问周培源：
　　“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
　　周培源本来就双耳重听，加上此时他还在琢磨着毛泽东刚才反驳他那句“万寿无疆”的祝词，所以就不曾听清毛泽东的问话。他忽然看见毛泽东正在望着他，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助听器往耳朵上戴，周**提高声音提醒他说：
　　“主席问你文革中还好吧？”
　　周培源忙点着头应道：
　　“谢谢主席关怀，我在文革中还好，没怎么挨整，就是被贴了一些大字报。”
　　毛泽东说：
　　“你的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呀。”
　　他所说的发言，是指1971年周培源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性大学组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发言。周培源说：
　　“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了。”毛泽东说的就是周培源根据那次发言整理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发表后曾遭到上海《文汇报》的点名批评，所以毛泽东又说：“上海有人不赞成你的文章。”
　　说罢，他转向杨振宁，微笑着说：
　　“你还很年轻嘛！”
　　杨振宁说：
　　“我今年51岁。”
　　毛泽东问道：
　　“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
　　杨振宁说：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接着，他依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为自己的辩证思想寻找依据，他说：
　　“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者，还有施惠。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施惠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赵之南是也。’”
　　毛泽东的湖南腔所说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典故，杨振宁都不熟悉，所以就听不清楚。周**就和周培源换了座位，靠近毛泽东坐着，以便向杨振宁作翻译。毛泽东边说边轻轻地用手比划着：
　　“比如马，是什么马嘛。公孙龙就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还有日本的高头大马，非洲的斑马，但是看不见那个‘马’呀。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男人是人，又不是人；或者女人是人，也可以，可你是女人吗？所以又看不见‘人’。”
　　说到这里，毛泽东兀自笑了：
　　“我是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吧。”
　　杨振宁正静静地听着老人这前所未闻的谈古论今的思辨，突然听他这么说，便以敬佩的口吻说道：
　　“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了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泽东慢慢地靠在了沙发上，似是对众人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泽东由物质无限可分的话题，想起了他曾接见过并十分欣赏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他问熟悉坂田昌一的周培源：
　　“坂田现在怎么样了？”
　　周培源回答说：
　　“坂田在1970年去世了。今年春天，坂田夫人同日本的物理教授有山兼寺夫妇一起来我国访问过，是应郭老的邀请来的。”
　　毛泽东见周培源提到了郭沫若，就说：
　　“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宾主之间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使杨振宁非常愉快，自幼爱好文史诗词的他趁机谈起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
　　“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主席的诗很好，特别是有很多的解释。”
　　毛泽东轻轻地摆摆手，表示不同意杨振宁的看法：
　　“我就不喜欢那些解释。比如《诗经》，两三千年以来解释很多。最没道理的是对‘渔网之设，鸿则离之’，其中的‘鸿’解释不清是什么东西，闻一多还说‘鸿’不是鸿鸟，是蛤蟆。”
　　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杨振宁边笑边继续着自己的话题说：
　　“我最喜欢主席诗词中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第一次回国访问后，回到美国去讲演，有1000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
　　毛泽东微微点头，说：
　　“你的讲话，我们印在《参考消息》上了。”
　　“你们美国有个专栏作家叫艾尔索普的，他说现在中国不要紧。”毛泽东说着，从沙发扶手上抬起双手比划着：“艾尔索普说：感谢上帝做出了一个太平洋，难怪克里姆林宫的人那么怕中国，因为俄国与中国缺少一个太平洋。”
　　众人又一次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杨振宁谈起了1972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在延安的感受，他还说：
　　“我在王家坪看到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次谈话的照片。”
　　毛泽东微微眯起双眼，仿佛在回味着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他说：
　　“我说富了不好，穷一点好。蒋介石就比较富，我们就是轻武器，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百把万。”
　　杨振宁接过话头说：
　　“我爱人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先生，我们结婚时以为他死了，以前一直没有见过。前年我回来时问他，当时知不知道毛主席发表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说只知道在无线电里边说杜聿明投降，那时他飞离徐州向西边跑，没有听见。他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一点希望都没有。现在他有70岁了。”
　　毛泽东轻轻地笑了起来，他关切地对杨振宁说：
　　“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
　　“那非常荣幸了。”杨振宁点着头，感动地说：“他现在对于新中国有坚强的信心，十分了解，比我父亲强。”
　　杨振宁所说的父亲，就是一直在上海同济、复旦两校执教的杨武之教授。
　　不知不觉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杨振宁知道该告辞了，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毛泽东意犹未尽地用赞许的口吻说：
　　“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杨振宁连连摇手，表示不敢当。他向正欲起身相送的毛泽东说出了内心的敬意：
　　“毛主席，我在中国到处看到大家祝愿您万寿无疆的标语。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不要这么讲。”毛泽东微笑着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7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研究解放干部的会议上，有点不耐烦的叶剑英写了一首《过桥》诗，递给纪登奎就请假退席了。纪登奎展开一看，只见写的是：“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他看罢递给了李先念，李先念看完又递给了吴德看。
　　7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27日到京的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和他的夫人。恩古瓦比是一位被称为非洲唯一鼓吹“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他早就向往中国，他说他访问中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快事”。
　　毛泽东对恩古瓦比说：
　　“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
　　他还说：
　　“第一，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第三世界。”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
　　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紧。”
　　7月30日，毛泽东身边在军队编制的服务人员都回家过节了，只留下张玉凤1人坚持工作。此时，她已是临产前夕。
　　这天傍晚，张玉凤感到了产前的阵痛，她坚持做完毛泽东起床后的工作才准备走。毛泽东非常感动，坚持要她留下来吃晚饭，她觉得实在不行了，毛泽东就要人派车送她去了医院。毛泽东还派人送去了一篮桃子做礼物。
　　后来，张玉凤克服家庭困难，又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他在饭桌上给工作人员讲了政治上三起三落的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事，还不无感慨地背诵了《史记•汲郑列传》中的几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他还让张玉凤准备好纸和笔，将这几句话书赠给她。
　　7月间，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
　　“原则同意。”
　　1973年8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会见了50多年前的挚友、美籍医学专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
　　李振翩是在7月份来到北京的，他很快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归国的消息，尔后在中国政府安排下访问延安、南京等地后，又回到了北京。
　　且说这天傍晚，李振翩匆匆用过晚饭，便与夫人汤汉志一起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所谓“故人不相见，动若参与商”，当年风华正茂的挚友，到如今俱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故人重逢，执手相看，自然是百感交集。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首先从医学谈起，说到了中国的医学对世界人民的贡献。李振翩说：
　　“我自己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
　　“我看主席身体很好啊。”
　　李振翩深情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腿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
　　李振翩用手指着他的夫人说：
　　“汉志是老年病专家。”
　　毛泽东微笑着眯起双眼，把目光投向了汤汉志。汤汉志问道：
　　“主席耳朵很好，听话很好吧？”
　　毛泽东点下头，说：
　　“耳朵还可以。”
　　“看书看得见吧？”
　　“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
　　“左右两边是不是一样？”
　　汤汉志职业性地用手在毛泽东眼睛两边比划了一下。毛泽东斜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
　　“比如对你们吧，大局看得清楚，至于细部，我就不能看清了。”
　　“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
　　“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毛泽东说罢，转向李振翩：“唐朝人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是韩愈《祭十二郎女》里边写的。我到了六十、七十还没有事。”
　　言下之意，颇有一点自豪。汤汉志伸手为他把了一下脉，微笑着说：
　　“主席很健康，脉平，而且很均匀，不是一跳一跳的。脚也不肿。我看很好。耳朵也听得见，脑筋也很清楚。”
　　毛泽东笑了，他看看李振翩，又看看汤汉志，轻轻摇了一下头，说：
　　“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
　　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放在沙发扶手上的《诸子新笺》的封皮：
　　“这样的大字我还看得清，小字就不行了。”
　　李振翩关切地劝道：
　　“你看书不要看太多了吧，可不可以找人念给主席听。”
　　“找不到人哟。”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了指坐在他身后正在记录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和咱们比起来，可算是知今不知古。”
　　李振翩笑道：
　　“我也不行，现在连字都写不好了，我给主席写信……”
　　“都收到了。”毛泽东截住他的话头，抱歉地说：“我们的外交部官僚主义，层层上报，结果我到7月26日才看到，你们已经到了外地。”
　　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地拍下李振翩的手，以老朋友的口气略带责备地说：
　　“其实一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这样。”
　　李振翩的眼角湿润了，他激动地说：
　　“52年没有见到主席了。还是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在草场门外聚餐，吃猪肉，还照了一张像片。那是1921年，以后就没有见到主席了。在美国听许多朋友信里说主席问到我，我很感激，无论如何要回来看看主席。”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
　　“我记得我们到了北平，接到你一封信，从南京国防部发出的，你那时在从前的国防部工作过吗？”
　　李振翩摇摇头，想了一下，说：
　　“可能是国防部所属的国防医学院。”
　　毛泽东说：
　　“后来来不及回信，南京就解放了。”
　　“那是20多年前了，我那时在国防医学院教书。我很想……”李振翩说至此，自惭地摇摇头：“以后我到美国去了，没有再回来。那时候我的信上说有什么命令我可以服从，可我后来去了美国。”
　　汤汉志望着一脸懊悔的丈夫，轻声对毛泽东介绍说：
　　“小儿麻痹疫苗是他发明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李振翩见妻子提到了自己的贡献，连忙说：
　　“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做些工作。现在我把中医的精华介绍到美国，把美国的医学介绍到中国来。为中美医学交流、人民交流尽一定的责任，做一点工作。”
　　毛泽东赞许地连连说：
　　“那好，那好。”
　　“主席说好，我一定努力去做。”李振翩宽慰地笑了，他把话头又转向了往昔的岁月：“主席还记得吧，驱逐张敬尧的时候，他们要抓我去枪毙，后来我跑了。”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知道。他的思绪也被带到了50多年前，他说：
　　“你看嘛，北洋军阀，那些党派，比如研究系、章士钊他们，都是过眼云烟；还有胡适，他从美国回来在北京组织‘哲学研究会’，我跟他见过一面，他那时年轻得很，只有三十几岁。后来我到北京又跟他一个人长谈一次，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上的是新闻课，讲课的是邵飘萍。”
　　“是的呀。”李振翩接过话头说：“我们那个时候搞《湘江评论》，主席还记得吗？”
　　毛泽东笑了，说道：
　　“那时候，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反帝、反军阀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
　　李振翩说：
　　“那时我也是反军阀，爱国主义。”
　　“讲得好听就是爱国主义，不好听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是先信封建主义，我读了6年孔夫子，读了7年资本家，一共读了13年。然后当过小学教员，就是不懂马克思，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有列宁，都不知道。”
　　“我们那时都不知道，现在主席的思想，我们谁都赶不上，我也就是读了点医书。”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坐在一旁的汤汉志悄悄地看了一下表，已是8点多了，便向丈夫使了个眼色，轻声说：
　　“主席该休息了。”
　　“不忙呢。”
　　毛泽东还要挽留，可他见李振翩已经站了起来，便也缓缓地站起身，挽住李振翩的手向门口走去。
　　“好高兴见到主席。”
　　李振翩站在门口恋恋不舍地说。毛泽东望望他，轻声叹道：
　　“走路不方便了。”
　　汤汉志上前扶着毛泽东，安慰他说：
　　“主席身体还是好的。”
　　毛泽东环顾着站在他两侧的李振翩夫妇说：
　　“留个影吧。”
　　照完相，毛泽东依旧站在门边目送着客人。李振翩回首对毛泽东挥了挥手，高声说道：
　　“明年，明年回来给主席拜寿。”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吩咐工作人员把他菜园里种的苦瓜和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说是请他和夫人品尝家乡的风味。
　　后来，李振翩又多次以学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访问，分别会见了毛泽东、周**等人，积极斡旋于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
　　且说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8月4日这一天，周**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主席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以周**、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的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
　　报告中还说：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原计划已经取消。
　　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8月5日下午，毛泽东把江青找去，给江青详细讲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儒法斗争，他还说：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这些人都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是开倒车的。”
　　毛泽东还当场念了他在这天所写的一首诗，又叫江青抄记了这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写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沦》，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及关于对儒法斗争的评论作了传达，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关于中国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主持会议的周**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行和意图，不理解。他说：
　　“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康生也问江青说：
　　“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
　　江青说：
　　“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
　　后来，康生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
　　“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受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
　　8月7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发表的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目的张铁生的一封信。
　　早在1973年6月份，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位生产队长、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兴城县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他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张铁生对这种考试制度不满意，就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回京汇报工作时，向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要成员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认为张铁生是“一个有棱有角的石头，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她建议在报纸上展开对张铁生问题的讨论。于是，毛远新就指示《辽宁日报》把这封信发表了。《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
　　“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两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接着，《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从此，不少报刊发表文章，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反对师道尊严，鼓励学生批判修正主义。后来，甚至还出现了现场考教授的事情，以此证明考试制度的弊端。
　　毛远新在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出任副主任；后来，他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8月18日，毛泽东召见周**、王洪文等人谈话，他说：
　　“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8月20日，周**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传达了毛泽东18日的指示。
　　8月21日晚，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与会者一致推举毛泽东为十大主席团主席，大家又先后提出了由周**、王洪文、康生、叶剑英4人为主席团副主席。许世友发言说：
　　“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会议最后又提议增加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提议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政治局还决定：另行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进一步协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毛泽东曾经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还说：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做‘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接着，周**着重说明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他还说：
　　“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见许世友如此态度，便指责他“反对主席的意见”。许世友不服气地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接下来，王洪文发表了讲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周**作政治报告；由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会议最后还通过了各种预选名单。
　　8月24日，周**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福和中学老师

8月24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249人，代表着全国2800万党员。在所有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人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少数民族代表也有—定的比例，台湾省在全国各地所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王稼祥作为十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李讷作为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也参加了代表大会。
　　在主席台上的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坐到了主席台上的位子上。当帷幕徐徐拉开，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的热烈地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周**、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主席团成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青（女）、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华国锋、吴德、马天水、马宁、马金花（女）、于会泳、邓**、邓颖超（女）、王体、王六生、王必成、王永祯、王秀珍（女）……
　　大会通过了会议的3项议程：1、周**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2、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3、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周**问毛泽东说：
　　“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讲话，只是说请周**同志作报告。
　　周**就拿出稿子，开始作政治报告。在他念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说：“哎，不错。”
　　在周**念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又插话说：“对。”
　　周**的报告结束后，毛泽东说请王洪文同志讲话。
　　周**和王洪文的两个报告，总共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毛泽东宣布说：
　　“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据吴旭君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持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的鼓掌欢呼，持续了10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8月25日至26日，“十大”代表们分组进行讨论。
　　8月26日这一天，中国第1台每秒钟运算1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27日，十大代表继续分组讨论。
　　8月28日上午，十大主席团举行会议，周**在讲话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李讷、王海容等，不提名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
　　会议讨论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尔后，代表们分组传达讨论了候选人名单。
　　下午，中共“十大”第2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王洪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接着，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的67%是工人、农民、现役军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其余的33%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干部的代表，包括邓**、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人在内。
　　大会通过会议公报后，宣布闭幕。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事先交代说他不出席这次全会。
　　周**主持会议，选举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十届一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宣布的：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在以上领导人中，康生是在十大以后就经常卧病不出了。
　　1973年9月5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率先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说：
　　“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
　　随后，全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很多的批孔文章。一时间，“批孔”声势大震。
　　9月11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来华访问。这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周**亲自到机场迎接蓬皮杜。
　　是日晚，周**在人民大会堂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12日下午，周**陪同蓬皮杜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我不行，一身病呢！”
　　他在谈到英国时说：
　　“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
　　9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5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10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后来，周**还陪同蓬皮杜观看了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9月14日，周**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根据主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了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5、6天就能解决问题。”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有周**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和王洪文。特鲁多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外交部长助理、翻译王海容坐在毛泽东和周**之间。
　　10月20日，周**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会议“基本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1日，中共中央委员、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身亡。
　　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案件。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的气氛很紧张。
　　10月27日，周**在关于处理李震案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增补王洪文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0月间，江青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要钱。毛泽东很生气，药也不吃了，对人说：
　　“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
　　后来，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3万元存款，叫秘书张玉凤送给江青。江青对张玉凤说：
　　“小张，我的工资是不够用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火食费和外出的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73年11月2日下午，天气特别寒冷。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政府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与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问题交换意见，一位中国外交人员递给周**一张纸条。周**看罢，马上对惠特拉姆说：
　　“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惠特拉姆闻言随即起身，没想到他那高大的身躯上未曾拉上拉链的夹克衫，挂住了会议桌上绿色台布的穗子，整个台布被他一拉，象剥香蕉皮一样，一下子掀翻了桌面上所有的便笺、铅笔、茶杯等用品。待服务人员收拾好桌子，年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蒂芬•菲茨杰拉尔德在便笺上写下几个字:“可能是见毛泽东”，然后他把便笺推向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
　　下午4点半，两辆黑色的小轿车由长安大街一扇红色大门驶进了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下车碰着头。
　　毛泽东在书房里由周**和王洪文陪同，会见了惠特拉姆等客人。他不用别人搀扶，自己站起来，步履蹒跚的走向前，对澳大利亚客人说，我的腿不方便，听觉似乎也不太好。
　　在会谈中，毛泽东品着杯中的茶水，他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则滔滔不绝。周**和毛泽东讲的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毛泽东把双手稳稳地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说道：
　　“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漫不经意地问道：“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这位工党领袖，对毛泽东的提问，竟然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极力回避惠特拉姆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说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当惠特拉姆称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毛泽东却说，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还说：
　　“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惠特拉姆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作了订正。他还慢吞吞地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他说，他们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
　　他还说，就像在父子之间一样，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毛泽东不屑于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对于中国的核试验，他只是说：
　　“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后来他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没有，并且巴黎还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毛泽东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了。他说：
　　“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
　　“当然，不管怎么说，**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在谈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时，周**插话说：
　　“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67%，其余之33%，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毛泽东提到了邓**，他评价邓**说：
　　“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告诉毛泽东，邓**曾经给他说过，邓**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他问道：为什么邓**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上缺席了呢？毛泽东说：
　　“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惠特拉姆又谈到了王洪文，说王洪文在十大后已经“世界闻名”。他还以玩笑的口吻说：
　　“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毛泽东说：
　　“不知道。”
　　惠特拉姆说：
　　“当年你们长征时，他还没有出世呢。”
　　王洪文插话说：
　　“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
　　惠特拉姆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都活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毛泽东说：“我已疾病缠身。”
　　周**笑着插话说：
　　“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了。”
　　周**见毛泽东如此说，只好缄口不语了。他看了一下手表，示意会谈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就指了指王海容，打趣地说：
　　“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是周**和王洪文。
　　11月10日，在9月22日就任美国第56届国务卿的基辛格第6次来华访问。
　　11月12日下午，周**和基辛格正在会谈，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基辛格一行。周**便与基辛格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门厅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书房里沿墙摆满了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基辛格感觉毛泽东看上去比他过去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毛泽东同基辛格等人一一握手，他还与陪同基辛格的布鲁斯、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要大，我已经80岁了。待客人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周**和基辛格讨论了什么问题。周**说：
　　“扩张主义。”
　　毛泽东佯装不知，笑指着基辛格，故意问道：
　　“谁在扩张，是他吗？”
　　周**也顺着说：
　　“是他开始的。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你们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美国的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而中国的战略，则是以比较直接的对抗做基础的。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我们任何灵活的想法，对于苏联的扩张，必须针锋相对，玩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
　　基辛格说：
　　“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
　　毛泽东说：
　　“我相信这一点。因为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向基辛格介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1969年在北京机场和周**会谈的情况。尔后说：
　　“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1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1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1千年。”
　　在座得人都被毛泽东逗笑了。毛泽东又说：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1千年。（笑声）你们看，我规定的期限是越来越短了。”
　　在一片笑声中，毛泽东接着说：
　　“第3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声）”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风趣语言极感兴趣，始终认真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州，三整中东。目前它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州拱手相让，使它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总而言之，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基辛格说：
　　“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
　　“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
　　“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
　　“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
　　“可能是这样。”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
　　“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
　　“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100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毛泽东有意告诫基辛格：“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100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基辛格说：
　　“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
　　“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
　　“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哎，一样。台湾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近3个小时。临了，他再一次警告基辛格说：
　　“苏联欺软怕硬。”
　　毛泽东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基辛格等人送到外间接待室，一同照了相。他还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后来，基辛格在访华告别宴会上用“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形容对中国领导人的感情。他还诚恳地说：“我很荣幸的同毛主席进行了有远见的广泛的会谈。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这正是：毛公笑语逗博士，客人闻道偷着乐。鼎立上策在伐谋，岂是鼓瑟能苟活。
　　再说11月12日晚，周**、叶剑英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2次会谈。基辛格突然提出，中美两国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热线的建议。周**说：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会谈结束后，周**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此时，毛泽东已经睡下了。
　　11月13日，基辛格在中美第3次会谈中，又提出了建立中美信息热线的问题。周**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他将话头一转，又说：
　　“如果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设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说：
　　“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说：
　　“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周**送走基辛格，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工作。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睡觉，只好又回去了，便让工作人员把关于基辛格的访华公报稿送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审阅。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一天午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说：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她们还说，周**、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怕了。毛泽东认为周**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右的错误。
　　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和所有参加中美会谈人员开会，他批评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关于对美关系，毛泽东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他还说，苏联是“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他对外交部的人员说：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11月18日，周**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了周**和叶剑英。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3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接连召开会议，对周**和叶剑英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
　　12月9日，毛泽东在周**、王洪文陪同下，会见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比兰德拉在谈话中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说：
　　“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
　　周**插话说：
　　“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
　　毛泽东说：
　　“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毛泽东送走外宾后，把周**、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来谈话。他和周**长时间的热烈握手，肯定了11月21日和12月初批评周**、叶剑英的政治局会议，他说道：
　　“总理啊！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他又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说：
　　“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此后，中央政治局对周**、叶剑英的批评就停止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领导干部问题上有什么重大调整，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3
第363章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州、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话说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身体很虚弱，会议是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进行的。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讲话。只听他说道：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他对着叶剑英说：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便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大家唱完了，毛泽东说：
　　“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主持下继续开会。大家一致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同意将邓**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并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2月13日，毛泽东召见中央政治局有关军事调动的成员谈话，他问道：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他接着说：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12月14日，毛泽东召见政治局有关成员谈大军区对调的事，他首先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说道：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
　　毛泽东转向陈锡联说：
　　“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笔者注），就会批你，那也不要紧。”
　　他又对大家说：
　　“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毛泽东转向邓**说：
　　“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关于邓**复出的问题，纪登奎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毛主席没有识破他们，那完全是一句空话，毛主席怎么能不了解他们呢？毛主席为他们扫除了多少障碍，几乎所有被打倒的人都是江青认为是坏人的人。林彪死后，毛主席经过再三地考虑，把邓**解放出来，委以重用。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一，邓**口口声声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第二，林彪是要往死里整邓**的人，邓**也对林彪有深仇大恨；第三，邓**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抓经济工作上有一套办法；第四，江青自己也提出：‘这些经过文革批判再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小心谨慎，生怕犯错误，变得听话，好领导了。连邓**都是这样。’毛主席认为，邓**站出来后，会很好地尽职尽责；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周**是在邓**等人问题处理的主要责任者，许多专案的批示都是周**批的。毛主席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解放邓**利大于弊。毛主席在邓**站出来以后，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华国锋等人说过这样的话：‘邓**站出来了，还要有这么一批愿意改正错误的人陆续都要站出来，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果，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的结果。这就在世界上说明，我们搞这场革命不是个人的恩怨之争，也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确实是个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只要犯错误的人愿意改正错误，我们都采取欢迎的态度和帮助的态度。古人讲用人不疑，我们使用邓**就是要给他权力，给他职务。这就叫充分放手，认真观察，依靠群众，团结干部。’”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他说：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300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泽东接着谈到邓**，他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毛泽东指着邓**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有些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转向邓**，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当老百姓。”
　　关于培养王洪文一类年轻干部，毛泽东说：
　　“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还说：
　　“要准备打仗！”
　　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小客厅里接见参加中央军委关于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的全体成员。与会者共有43人。
　　毛泽东端坐在中间，两边是周**和王洪文，还有叶剑英、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几乎和每个人都要说上几句话。他握着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的手说：
　　“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他握着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手说：
　　“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
　　他对聂荣臻说：
　　“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握着朱德的手，毛泽东说：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嘛！”
　　会议就要开始了，毛泽东让王洪文点点名，有意让他在将帅面前树一树威信。王洪文拿起点名册，首先点了许世友的名字，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在林彪倒台后，许世友逢人就说，他和王洪文的关系如何好呀，和张春桥的关系如何好呀，还说公道话：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我的，凡是有人反对我的时候，他都要站出来说我的好话。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闲话少叙。再说王洪文又点了一次：“许世友！”
　　忽听得“咚”地响了一声。大家扭头一看，竟是许世友将茶杯猛然在茶几上磕了一下。王洪文扭着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发。周**见状，连忙拿过点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胜、陈锡联、许世友……
　　名字点完了，周**宣布说：
　　“现在请主席宣布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这对调的8大军区司令员是：北京的李德生和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和武汉的曾思玉，南京的许世友和广州的丁盛，福州的韩先楚和兰州的皮定均。此外还有3个大军区，即新疆、成都和昆明，因其司令员刚调去不久，就没有变动。宣布完对调的命令，毛泽东指着陈锡联说道：
　　“你陈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
　　他转向李德生等人说：
　　“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许世友插话说：
　　“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
　　毛泽东接着说：
　　“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
　　“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10个指头有1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语重心长地问道：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
　　许世友说：
　　“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
　　“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泽东解释说：
　　“它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
　　许世友说：
　　“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
　　“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灌绛无文’。”
　　毛泽东在引用这句话时，故意把书中的“常鄙”的“鄙”字改为“恨”字。许世友说：
　　“应该搞点文。”
　　“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
　　“大体可以。”
　　“要看5遍。”
　　“坚持看5遍。”
　　毛泽东接着对大家说：
　　“汉朝的绛是说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他又对许世友说：
　　“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毛泽东转向众人说：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就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回答说：
　　“出了修正主义就把他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
　　“不怕啊！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他转头对朱德说：
　　“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转对陈士榘说：
　　“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嘛！”
　　关于陈士榘的故事，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他在晚年还有一段轶闻，不妨借此机会一叙：陈士榘与前妻离异后，一直独身。他晚年体弱多病，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遇上了一个红粉知己。正值中年的妻子李峥，不但一直深爱着他，而且对他照顾得是无微不至，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快乐，使他幸福地度完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在陈士榘弥留之际，妻子李峥忍不住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毫无疑问，妻子希望的是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能够得到丈夫的认可，只要陈士榘能够留下一句“最爱的是你”这样的话，她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没想到陈士榘喘息着，用他那僵硬的舌头吐出了3个字：“毛主席！”
　　这真是：万马军中一骠骑，摧阵斩将如霹雳。
　　　　　　大义彪炳千古少，归去犹念毛主席。
　　再说毛泽东继续说：
　　“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我是保他的。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插话说：
　　“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说：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罗瑞卿同志和林彪作斗争是正确的。在上海，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Ifcrticism，自我批评。”
　　他问朱德说：
　　“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
　　朱德说没有了。毛泽东对众人说：
　　“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
　　朱德说40年了。毛泽东说：
　　“我跟你，40年了。”
　　他又指着邓**说：
　　“这位同志也是。邓**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
　　毛泽东接下来又谈起了国际局势。关于会见基辛格的情况，他说：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3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州，三整中东。”
　　周**看看会见的时间已经有1个小时又20分钟了，就说：
　　“唱个歌吧！”
　　毛泽东知道周**的意思，说道：
　　“就散了啊！”
　　于是，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指挥着大家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段唱完了，毛泽东说：
　　“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说罢，他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支歌，就宣布说：“散会。”
　　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发出了关于邓**任职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8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0周岁寿辰。这一天，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给毛泽东发来贺电，国内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特地派专人给毛泽东送来了寿礼。毛泽东仍然坚持不做寿。国内静悄悄的，几乎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均未公开宣传和报道。仅有新华社的《参考消息》透露了一点。
　　毛泽东还是像往常一样，和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欢聚一堂。
　　12月间，章含之与外交部长乔冠华结婚了。毛泽东得知乔冠华到章含之的家里去住，连声说好。他还对乔冠华风趣地说：
　　“乔老爷，这一次啊，你可真是上轿了啊！”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目为《元旦献词》的社论。社论中说，当前的政治任务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判修正主义”，“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我记得1974年初，那时党的十大已经开过了，我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曾经找我谈话，询问了北京市的情况，她对我说：‘现在自上而下都有一股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逆流，如果现在不引起重视，将来非受害不可。我觉得这股风是一些人有意识地推波助澜搞起来的。’我问道：‘这个情况要是向毛主席反映，要拿出事实来才行呀。抽象地谈，只会使毛主席反感。’江青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但是，你要佩服，江青那个女人的脑子确实好使，她在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将来非有麻烦不可了。”
　　再说1月1日上午，周**、王洪文在关于197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会议商定当前需要做3件事：1、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2、将主席在12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3、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主席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
　　1月2日，王树声病危，处于昏迷状态中。周**带着毛泽东的委托，来到了王树声的病榻旁。王树声的妻子杨炬轻轻地对着他的耳边说：
　　“总理来了。”
　　周**诚挚而郑重地说：
　　“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月7日，王树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享年69岁。
　　王树声在建国后，先后担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再说1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周**、王洪文陪同下，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奉命对越南政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
　　原来，早在1973年8月底以前，南越军队已经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9月份，南越当局非法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
　　中国外交部在严正声明中重申：“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不可争辩的主权。”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让迟群、谢静宜组织北大、清华的写作班子，编写了一份题为《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把林彪摘录的孔孟言论以及林彪的有关言论，与孔孟言论对比排列，说明林彪是“孔老二的信徒”，林彪“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贤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王洪文、江青在信中写道：这份《林彪与孔孟之道》，“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要求将它转发给全国。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道：
　　“同意转发。”
　　1月15日，南越海军“陈庆瑜”号、“陈平重”号军舰侵入中国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轮疯狂挑衅，并向飘扬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
　　1月17日上午，南越军队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下午，南越军队又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
　　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由周**、叶剑英送来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建议说，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拿起笔来，在报告上批示道：“同意。”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第一号文件下发全党，“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写道：
　　“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以此为标志，“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了。
　　1月18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陈锡联组成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战备事项。
　　1月19日凌晨，南越“李常杰”号、“怒涛”号军舰从广全岛以北海面向中国海军舰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从羚羊礁以南海面，向中国琛航、广全岛接近。
　　叶剑英得报，立即向周**汇报。周**在电话中指令叶剑英说：
　　“立即组织领导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于是，广州军区所属的南海舰队奉命阻拦和监视南越军舰。
　　南越40多名官兵强行登陆广全岛后，首先向中国民兵开枪射击，中国守岛民兵进行自卫还击，打死南越士兵1人，打伤3人，南越官兵只好撤退。
　　此时，南越4艘军舰向中国南海舰队开炮射击，南海舰队立即进行了自卫还击。
　　此次海战，南海舰队击沉了南越海军的“怒涛”号军舰，其它南越军舰见势不妙，掉头逃往外海。
　　海战结束后，毛泽东批准了叶剑英等人提出的收复珊瑚、甘泉、金银3岛的报告。
　　1月20日，中国参战部队和民兵500余人顺利地收复了3个岛屿。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
　　不久，毛泽东批准海军的请求，将团一级的西沙群岛巡防区，升为师一级的西沙群岛水警区。这是毛泽东生前发出的最后一道关于海军的命令。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它使中国在海上有一个1600公里的防御纵深；如果失去它，就如同敞开门户，让人用刀尖直逼胸膛。毛泽东批准西沙驻军升格，是对西沙群岛重要战略地位的确认。
　　西沙之战，中国参战部队和民兵击沉南越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怒涛”号舰舰长以下官兵100余人。另外，还俘虏了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和1名美国联络官科什。中国第274号军舰政委冯松柏等18人牺牲，67人受伤；389号军舰被击伤。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这天下午，周**、江青主持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1万多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迟群、谢静宜先后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迟群在讲话中谈到了“批林批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说，“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他所说的“走后门”是针对叶剑英讲的，叶剑英的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
　　再说谢静宜在讲话中说：
　　“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毛主席说，咦，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毛主席问了林彪有孔孟的哪些言论，或者是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商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还提议我们到毛家湾去找材料。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看得很仔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也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谢静宜所说的到毛家湾找到的材料，就是在林彪家中找到的那些林彪摘录的孔子及儒家著作的语录卡片和条幅，其中有林彪手写的条幅：
　　“书赠叶群同志”“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
　　江青在谢静宜讲话时的插话中，公布了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一首诗，内容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月25日这一天，王稼祥因患心脏病猝然逝世，终年68岁。
　　后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为王稼祥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表达了对王稼祥的悼念之情。
　　1月30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以“检讨”的方式，反映了迟群、谢静宜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关于“走后门”的讲话。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通报》。通报中说，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女生张玉勤，在考试英语科目时，因为没有答完考试卷子而自杀身亡。她在试卷上曾经写下了“不学ABC，照样干革命”这样的话，一时成为反潮流的典型。由此，全国各地开始组织广大教师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
　　1974年2月6日，周**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至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2月7日，郭沫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送毛泽东。全文如下：
　　　　　　　　　　　　　　　　春雷•呈毛主席
　　　　　　　　　　　　　　　　　　其一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宣判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其二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及所附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材料的信封上批示道：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今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2月10日，江青接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说，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在1973年底派人到美国考察，准备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中国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作的小蜗牛礼品。于是，江青就来到四机部调查此事，她说：
　　接受美国人赠送的玻璃蜗牛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美方“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接受这样的礼品是“是崇洋媚外”。
　　2月15日，在高烧中“只吃流食”的毛泽东，仍用他那看不清的双眼，认真地审阅了叶剑英1月31日写来的那一封信。叶剑英在信中以“检讨”的方式反映说，谢静宜、迟群在“批林批孔”讲话中大批“走后门”。毛泽东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
　　2月16日下午，周**找迟群、谢静宜谈话，传达毛泽东15日在叶剑英信中的批示。
　　尔后，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2月18日，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一个通知，通知中写道：
　　“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对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当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2月20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21日到京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他的夫人。在座的有周**和王洪文。这是卡翁达第二次来华访问。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完全赞成说：“对。”
　　毛泽东友好地问道：“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说：“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又问：“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说：“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于是就提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他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州、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他说：“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继续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州、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也是非洲著名的政治家，他果断地说：
　　“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说：“确实如此。”
　　毛泽东说：
　　“亚州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不但拯救了亿万中国人民，而且为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热爱全人类，坦赞铁路就是他爱人类的证明。”
　　欲知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有何影响？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把他的重大思考，以坦率、诚恳和循循善诱的谈话方式，首先向非洲朋友倾吐出来。他出于‘改造世界’的革命胸怀，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三个世界理论的主旨，是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始终认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决地站到第三世界一边，同他们一道进行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站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面去，成为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超级大国。所以，毛泽东一再告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称霸，永远不要做超级大国。”此说一言中的，诚为可信。不知后人可曾记取毛泽东的这一伟大理论否？
　　关于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后来在政界、理论界有很大的争议，笔者不妨在此敬录武兵在《抬出孔夫子，救不了中国——评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子塑像》一文中的一段话，馈赠诸君。武兵写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有人喜欢尊孔而不喜欢批孔？为什么有人喜欢儒家而不喜欢法家？为什么有人喜欢孔丘而不喜欢鲁迅？为什么有人喜欢蒋介石而不喜欢毛泽东？为什么有人喜欢和谐而不喜欢斗争？为什么有人喜欢修正主义而不喜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人喜欢资本主义而不喜欢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喜欢资本家而不喜欢劳动者？这都是阶级属性使然！”非常难得武兵君有此八问，这八个为什么能不能引起您的思考呢？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4
第364章
　　“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
话说1974年2月25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来华访问，周**亲自到机场迎接。
　　这一天，周**、王洪文陪同布迈丁，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将在西沙永乐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回南越。
　　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文章中说：晋剧《三上桃峰》是“为刘**招魂”，是“文艺黑线回潮”。
　　1974年3月22日，外交部向周**递交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
　　3月24日，周**将外交部的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审批。
　　是日晚，江青找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话，提出了反对邓**为团长的意见。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在座的有周**、王洪文。
　　此前，周**陪同再次访华的老朋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一起观看了现代京剧《平原作战》。
　　3月26日晚，江青在周**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对邓**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事“保留意见”。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
　　江青：
　　邓**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1974年4月2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
　　4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在座的有周**和王洪文。
　　4月4日，毛泽东在周**呈送的他和邓**的联名报告及联大讲话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好，赞同。”
　　4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约周**、邓**乔冠华等人谈话，提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尔后又说到了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说：
　　“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
　　4月6日，周**等人与数千名群众在机场隆重欢送中国代表团。邓**率领中国代表团飞抵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0日，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就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向全世界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
　　邓**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拥向前去和邓**热情握手。邓**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4月1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方式，发出通知说：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4月18日，傅作义在医院病危。毛泽东委托周**在罗青长的陪同下，到北京医院去探望傅作义。傅作义在昏迷中听说周**抱病来看望他，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了眼睛。周**俯下身，握住他那苍白无力的手，在他耳畔深情地说：
　　“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
　　此时，傅作义已经不能说话，听到这真挚的话语，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第二天，傅作义在医院与世长辞。
　　在傅作义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了花圈，以示悼念。
　　1974年春，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但他有着极大的毅力，不让工作人员为他请医生查病。他开始让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书、读报，按照他的意见，在一些文件上代为画圈或签署意见。
　　1974年5月7日上午，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8226;赛达&#8226;桑格尔。会见时在座的有周**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现在的世界形势。”
　　5月11日晚，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在座的有周**、王洪文。
　　5月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座的有周**和王洪文。
　　5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第一次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希思。陪同会见的有周**、王洪文、邓**、王海容。
　　希思在1970年出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为发展中英关系做了很多工作。1972年，他坚持和中国改善关系，使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下野后他仍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工作。
　　且说毛泽东一见到希思，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
　　希思立刻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宾主落座后，希思兴奋地谈起他刚下飞机时的感受，他说：
　　“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泽东问周**：
　　“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回答说：
　　“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说：
　　“我看还是要有。”
　　周**就说：
　　“走的时候加。”
　　兼任记录的王海容问毛泽东：
　　“不怕得罪威尔逊啊？”
　　“不怕！”毛泽东说罢又转向希思说：“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高兴地笑起来，不住地点头。他拿出一张达尔文的照片送给毛泽东。这张照片上有达尔文本人的签名和达尔文写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照片，同我的其它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希思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达尔文首次出版的《人类原始及选择》一书，这本书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说：
　　“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
　　“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嗯！”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毛泽东如此熟悉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而同攻击达尔文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让希思十分惊讶。他和毛泽东谈起了中苏关系，他说：
　　“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我看它自顾不暇。”毛泽东说：“它不能对付欧州、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则说：
　　“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我们准备它来。”毛泽东自信地说：“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说：
　　“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泽东说：
　　“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东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他还说：
　　“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中国国内问题上。在希思赞扬中国的状况时，毛泽东说：
　　“8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还没答复呢！”
　　“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7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说来话长。只要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泽东说：
　　“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他回头问身边的周**：
　　“还有多少时间？”
　　周**回答说：
　　“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重复着他的主张，又指着坐在不远处的王洪文和邓**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这次会谈，毛泽东给希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希思在回忆录中说：“当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5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陪同会见的是周**和王洪文。拉扎克在会谈中说，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来西亚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拉扎克说：
　　“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动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
　　毛泽东回答说：
　　“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
　　拉扎克说：
　　“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和他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你们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5月30日上午7时许，毛泽东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里会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谈话转入正题，他问李政道：
　　“请告诉我，对称Symmetry何以那么重要？”
　　李政道看着毛泽东那炯炯的目光和好奇的眼神，对面前这位老人如此关心科学表现出异常的惊喜，他认真地解释道：
　　“根据韦伯氏大辞典，对称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者指平衡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形式美。这与中文对称的涵义是相同的。对称基本上是一个静态概念。”
　　毛泽东认真地思索着李政道的解释，然后他从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李政道后来在他的文章中追述了毛泽东此时的看法：“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社会变化是以革命（变化）为基础的，它是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毛泽东坚信他的思想在自然界也同样适用，而对称在物理学上占据着异乎寻常的位置，毛泽东因此而表示不解。”
　　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后，宾主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李政道深感自己的言辞乏力，难以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他的目光落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茶几上，见上面放着一叠纸和几支铅笔，灵机一动，立时拿起纸笔给毛泽东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主席请看。”李政道说着，把一枝铅笔放到纸上，用手指朝毛泽东的方向弹去，铅笔滚向了毛泽东那一边；随即他又向自己的方向弹了一下，铅笔又滚向自己一侧。他解释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
　　毛泽东一直面带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李政道的演示，他点了点头，又问道：
　　“仅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真的能够表达宇宙法则吗？”
　　李政道解释了广义相对论的结论，他告诉毛泽东，这是爱因斯坦用平衡原理为必要条件，以对称为基础创立的。他还说，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毛泽东很欣赏李政道的这个试验和他的观点，他笑着说：
　　“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
　　接下来，毛泽东和李政道还谈到了粒子与反粒子的对称性，以及它们由此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毛泽东感慨地说：
　　“非常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了。”
　　他又回忆起他年轻时读过的自然科学书籍，说生物学家J&#8226;亚瑟&#8226;托马斯的著作他读得入了迷。毛泽东还说：
　　“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
　　他们的话题从自然界的科学研究转入了人类社会。李政道趁机向毛泽东谈起了教育问题，强调教育、创造性和社会昌盛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对李政道的见解十分感兴趣，眯起双眼，认真地听着，并表示赞同态度看法。毛泽东最后谈起了世界形势，他说：
　　“我的看法就是世界大乱，山雨欲来啊！”
　　5月31日，李政道登上了返回美国的旅程，正当他准备上飞机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赶来了，说是代表毛泽东来为他送行的，并呈上了毛泽东赠送给他的一份礼物。李政道打开一看，竟是一套1922年版的J&#8226;亚瑟&#8226;托马斯的原著《科学概论》。
　　1974年6月1日，周**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谈后，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6月下旬，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调查研究，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她在天津视察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她在信中还写道：
　　“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6月24日，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信，批示道：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7月17日，毛泽东准备到南方去休养，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他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说：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
　　因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常年住在钓鱼台，在钓鱼台办公，所以江青解释说：
　　“现在登奎同志也搬进来了。”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你要搞多数人的工作。你那里要当心，不要搞成小集团。”
　　毛泽东说罢，又朝众人说：
　　“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
　　最后，毛泽东又对大家说：
　　“我看她的问题并不大。但是要注意，不要小题大做。”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18日，毛泽东抵达南下的第一站——湖北武汉，下榻于武昌东湖宾馆。此后他在这里住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7月下旬，毛泽东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人解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就解放了吕正操，宣布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委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看望从山西省侯马回到北京的杨成武。汪东兴告诉杨成武：
　　“毛主席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周**见到吕正操，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

福和中学老师

　接见结束后，周**对杨成武说：
　　“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4次，毛主席才答应。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3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朱德、邓**等出席了招待会。叶剑英致祝酒词。罗瑞卿、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很久没有露面的一批人，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
　　前边已经说过，罗瑞卿在1966年3月18日从3层楼的平台跳下去，所幸他大难不死，只是摔断了一条腿，安了一个假肢。罗瑞卿被解放出来后，有一次到医院去看病，要司机把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当他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时，叫司机停住车，要下车给毛泽东像敬礼。但因腿有伤残，不能站立，随行人员劝他不要下车，他只好同意了。于是，他让司机开着车缓缓地从天安门前驶过。罗瑞卿默默地举起右手，深情地向毛泽东画像敬礼，一直到看不见毛泽东像了，他才把手放下来，泪花还在眼中闪动。
　　后来，罗瑞卿在毛泽东逝世后，悲痛万分，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他拄着拐杖，用一条腿站了一个多小时。罗瑞卿很想写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几经酝酿，开始撰写《回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近四十年我直接接触到的若干片段》，遗憾的是，他只写了一个开头，就于1978年8月3日病逝了。
　　再说宴会结束后，周**把杨成武留下，他们在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说：
　　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
　　杨成武的眼圈湿润了，他说：
　　“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摆摆手，说：
　　“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于毛主席。”
　　二人来到北京厅落座后，周**沉痛地说：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有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迎接尼克松、基辛格，没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
　　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
　　“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
　　他还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8月间，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检查，他的双眼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尤其以右眼为重，左眼稍轻。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
　　在此前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只能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一直由张玉凤给他读文件、信件和书报，生活也由张玉凤照料。
　　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医生给他服用药物，配合以滴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一情况，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只有负责领导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汪东兴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周**情急之下，派人将自己用的一副褐色塑料框眼镜，送到东湖宾馆给毛泽东戴，他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毛泽东接过周**送来的眼睛，很是感动，他戴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此后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时间里，毛泽东默默地承受着右眼几乎失明的痛苦，他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情，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
　　中央负责人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组织有关人员录制了毛泽东喜欢的陈亮、张元干、岳飞、张孝祥、辛弃疾的11首古诗词唱片，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满足他学习与思考的需要。毛泽东非常喜欢听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了很多遍。他特别爱听岳飞第27代孙、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8226;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杨春霞演唱的陈亮的《念奴娇&#8226;登多景楼》。
　　8月20日，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说：
　　“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连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
　　谈到周**的健康情况，毛泽东说：
　　“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陪同会见的是邓**。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向邓**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今年能开吗？”
　　邓**说：
　　“主要是人事问题。”
　　9月9日晚，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将军和夫人。陪同会见的是李先念。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对李先念说：
　　“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连在一块儿，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
　　李先念没有任何反应。
　　9月17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8226;乔&#8226;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接待。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将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来信批给王洪文，他写道：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毛泽东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陪同会见的是邓**。
　　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8226;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8226;马科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面、没有见报的宋任穷、伍修权、欧阳钦、林铁、胡乔木、孔原、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薛明、范瑾等人。
　　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2000多人的名单，毛泽东又想起了萧华、侯宝林等人，他说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中。毛泽东还问起国民党元老、曾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
　　另外，因为周**住院治病，毛泽东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中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这一天，周**在医院里审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他又加上了“起义将领4夫人”：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另外还有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笔者注）。
　　9月30日晚，中外来宾4500多人来到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了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周**抱病出席致祝酒词。
　　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报道了国庆招待会的盛况。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
　　“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
　　10月4日下午，王洪文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张玉凤在电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亲笔记录了这样一句话：
　　“主席说：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为周**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安排。毛泽东在考虑谁是最佳人选？是否要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此时的第一副总理有着双重重要含义：一则现在总理病重，第一副总理要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二则四届人大必须要解决能够接替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问题，一旦周**故去，第一副总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10月6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在座的有邓**。
　　10月1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月12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湖南。
　　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经过300多公里的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很疲惫，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华国锋握手，他说：
　　“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毛泽东在乘车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他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着秋色依然的山麓，毛泽东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毛泽东入住在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楼。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他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茂盛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自此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休养了114天。
　　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华国锋虽然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可他还兼任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0月15日清晨，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见窗外天色已明，就放下手中批阅的文稿，起身踱出门外，朝6号楼外的土坪上走去。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快跟了上来。张玉凤问道：
　　“主席，你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信口回答：
　　“到橘子洲看看。”
　　张玉凤知道去橘子洲路程甚远，她连忙让人去叫醒警卫人员陈长江，告诉他毛泽东要去橘子洲；又让人去通知服务人员，赶紧准备好车子，做好准备。
　　毛泽东一行乘轿车从接待处出发，经过小吴门、五一广场、湘江大桥，驶往橘子洲。
　　一路上，毛泽东不时透过窗帘观看市容。轿车驶近湘江大桥时，陪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曾彩谋，用一种得意的语调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我们现在修了湘江大桥，城里的交通方便多了。”
　　毛泽东瞧了瞧她，又看了看前方大桥的身影，满意地点了点头。曾彩谋继续介绍说：
　　“湘江大桥是1971年开始修建的，只1年就竣工了。”
　　毛泽东笑了笑，表示赞许。
　　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了下来。此时，云层低垂，江波涌动。前边下车的人，立时感受到了些许袭人的凉意。毛泽东挪动着身子，想下车看看。工作人员劝他说：
　　“主席，风太大了，您会着凉的。”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下车。工作人员撩开窗帘，让他坐在车上向四周察看。毛泽东神情庄重地察看着他十分熟悉而又眷恋着的景物，久久凝视着它们，一声不响。就这样，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又乘车照原路返回了住地。
　　此后，毛泽东每天早、晚总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沿门前的草坪散步，习惯地吸着烟边走边聊天。他有时是一边走，一边沉思；当思绪集中时，便要停着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工作人员就不再说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
　　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例会。此时，周**正在住院治疗，没有出席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内部围绕着“风庆轮事件”，发生了一场风波。
　　原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风庆轮在1974年5月4日由上海港启程远航。交通部为了加强领导，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到船上工作，由李国堂任政委，顾广文任政治干事。李国堂、顾广文在风庆轮航行途中与船员们谈话，对“样板戏”等问题颇有微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人提出要李国堂、顾广文批判在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问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双方就在买船还是自力更生造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主张造船的一方说，中国的造船业已有一二十年制造万吨货轮的历史了，早在50年代，就已经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风庆轮就是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李国堂、顾广文一方则说，中国的造船业落后，造这艘风庆轮号，就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他们的根据是：周**在1964年曾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周**还在1970年指示说，发展远洋运输事业的立足点要放在国内造船业上，但当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可以适当地买进一些船舶，以掌握远洋运输事业的主动权。
　　9月30日，“风庆”号远洋轮完成任务，胜利到达上海。
　　姚文元为了不使对风庆轮胜利返航的宣传淹没在国庆宣传中，便有意将这一宣传活动安排在国庆节之后进行。此时，有关人员将李国堂、顾广文的言论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李国堂、顾广文2人就被扣在上海，进行批判。
　　10月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还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发表了许多欢呼赞扬的文章；并分别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一些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2日，姚文元将整理出来的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批交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10月13日，江青在审阅《国内动态》清样时，看到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文章中说风庆轮远航过程中，交通部派去的领导人说，制造风庆轮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她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行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
　　“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康生、姚文元也都在信上批道：“完全同意。”
　　这就是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论风波的起因。在这天晚上的例会快要结束时，江青提出讨论风庆伦事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应该对交通部少数人的“洋奴哲学”给予批判。江青看邓**还没有发言，就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问邓**说：
　　“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本来就瞧不起江青这些人，他见江青这样问，依然没有搭理她。江青立时火了，追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也火了，他回敬道：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
　　说着站起身来，又说道：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拂袖离开了会场。张春桥说：
　　“我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回到钓鱼台17号楼，商量如何对付邓**。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告邓**的状。因为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要在10月20日去长沙会见毛泽东，中国方面出面接待他的正是邓**，邓**当然要陪哈特林一起去见毛泽东。江青认为，与其被动，不如让王洪文抢在邓**之前飞往长沙。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它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附江青同志的3份材料。”
　　10月18日上午9时，王洪文飞往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王洪文汇报说：
　　“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事件，江青同志同邓**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王洪文接着把风庆轮事件和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还说：
　　“总理现在病重，住在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从王洪文的信中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现在又听了王洪文的汇报，便说道：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要按主席的指示办。傍晚时分，王洪文又回到了北京。
　　10月18日晚，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江青通知王海容、唐闻生也来参加。江青是想利用她们陪哈特林去长沙的机会，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她交代王海容、唐闻生这样汇报：
　　“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同志和江青同志发生了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着谈工作为名，搞串联。”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感觉事关重大，就先到医院向周**汇报了江青昨晚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周**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了。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党内发生的新矛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5
第365章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话说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丹麦王国首相保罗&#8226;哈特林。陪同会见的是邓**。毛泽东在会谈中，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状问题时，说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周**的话，也转告了江青的话。毛泽东要她们回京转告周**和王洪文说：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一、二把手——笔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到了长沙。
　　李先念带来了周**这一天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毛泽东当即在信上批示道：“已阅。同意。”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特立尼达和威廉斯。
　　会见结束后，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了周**关于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李先念说：
　　“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说：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
　　“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说：
　　“钢铁公司利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3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4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都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与邓**同行的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了会见。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与邓**进行了谈话，他问起了10月17日晚邓**在政治局会议上愤然退场的情况。他还说：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说：“好！”
　　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他指了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又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这个好。”
　　邓**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中作了批示。
　　江青在信中写道：“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欠党和人民的帐，决不能给主席脸上摸黑。”她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份组阁名单，建议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
　　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知道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头露面很多，许多干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积怨很深。毛主席不愿意让她再冲到第一线发号施令了。在我参加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说：‘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学习呢，你不好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是要吃亏的。我们党的干部的成长，除了一定的理论学习外，主要的还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江青你如果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了，你就拥有了党内最宝贵的财富。’他还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你江青是打头阵的，功劳大，也必然缺点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积怨，与这个很有关系。’这些话，江青并没有很好地听进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许多干部已经在给自己留后路了，他们对毛主席明显地采取了应付和敷衍的态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骗毛主席，得过且过，根本无心好好地为党工作。”
　　再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她写道：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的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而二的分析。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
　　　　　　　　　　　　　　　　　　　　　　　　　　江青
　　　　　　　　　　　　　　　　　　　　　　　　1974、11、19
　　11月19日这一天，张云逸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2岁。张云逸将军是10大将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11月20日，毛泽东就江青19日来信，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确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毛泽东
　　关于东汉人李固和黄琼二人的故事，本传在第八卷中毛泽东将《李固传》、《黄琼传》推荐刘**、周**、邓**、彭真、陈毅读的时候，已经叙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话，便出自《李固给黄琼书》中。毛泽东很欣赏李固此文，希望江青能够从中有所领悟。
　　11月29日，步履蹒跚、行动艰难的毛泽东，仍然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到12月4日，他已经游了4次了。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病逝。
　　12月5日，毛泽东第5次在室内游泳池里坚持游泳。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迟缓。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轻轻地对陪在身旁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
　　“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脚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
　　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便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第2次会见了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陪同会见的是邓**。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蒙博托对中国给予扎伊尔在农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连声称赞在扎伊尔的中国专家。他还说，中国和扎伊尔对国际问题没有不同的看法，两年来，两国在联合国阐述的观点总是相吻合的。他觉得同中国的合作更有特色，更富有成果，他说：
　　“因为中国进行合作时没有其它考虑，没有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唯利是图。在扎伊尔，我们清楚地了解，对非洲不存在‘黄祸’，而是‘白祸’，中国有8亿人口，但有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密度低得多。”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邓**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邓**说：
　　“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
　　“可以。”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邓**说：
　　“工业10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
　　毛泽东说：
　　“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说：
　　“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
　　1974年冬，毛泽东特意嘱托王震在路过上海时，带口信询问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工作。
　　王震来到上海，住进东湖宾馆，向有关方面打招呼，说是要见见谈家桢。谈家桢来到东湖宾馆，王震握着他的手说：
　　“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还没有忘记你。这次主席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
　　谈家桢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王震看着他说：
　　“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谈家桢说：
　　“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
　　12月20日凌晨，周**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把他亲笔写的准备提交四届人大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出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他还交代说，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
　　12月23日下午，周**抱病离开医院，带着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飞到长沙；王洪文也乘着另一架飞机到达。他们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2月24日，周**、王洪文来到毛泽东住地，同毛泽东会面。周**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名单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在北京管事。”
　　周**说：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
　　“他政治思想强。”
　　又指着王洪文对周**说：
　　“Politics比他强。”
　　毛泽东说着还写下一个“强”字，又写下“人才难”3个字。周**问：
　　“是人才难得吗？”
　　毛泽东点点头，放下了笔。周**趁机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采纳了周**的建议。
　　据吴德后来回忆这件事说：“毛主席在湖南长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邓**滩牌，他采取了他一贯的策略：诱敌深入，放开长线，充分暴露邓**的力量和党内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势力。他的后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届人大可以让邓**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马都可以拉出来，党的副主席给他，他要什么都可以给他什么，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
　　再说毛泽东又问道：
　　“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周**谈到了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3个人选，毛泽东开玩笑说：
　　“罗荣桓。”
　　接着，他建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把张春桥任命为总政主任，王洪文成为军委常委，原来计划让姚文元也在军队里任职，是他自己向毛主席推辞的。毛主席说：‘那好，将来打起仗来，你们都要参军去，都要在军队里挂帅。’这就看出来，毛主席是从那时开始，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毛主席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团结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毛主席这话对好多人讲过，对我也讲过。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就讲得更加露骨了，他说：‘春桥你已经在军队里有了职务了吧？我看你要多注意军队的工作，要抓军队的干部，要过问军事，文将其实完全可以变成武将。以后军队的重要事情你都要过问，就说是我说的，不服不行，谁不服可以动用组织措施，我这次就是要动用组织措施来解决庐山的问题。’”
　　再说在这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询问了周**的身体情况，说他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一走，还说：
　　“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5日，毛泽东和周**、王洪文第2次谈话。他对王洪文说：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4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又对周**说：
　　“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我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的问题上是对的。”
　　毛泽东还说：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他还说：
　　“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本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由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直接地进行大的举动了，再加上总要有一个休整的阶段，毛主席才又一次做出了要安定团结的部署。”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清晨起来，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里，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地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来到客厅里，看到鲜花和果盘，会意地朝工作人员笑笑，没有说话。
　　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也特意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了贺寿礼物——苹果。毛泽东得知金日成也患有眼疾，就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后来他还亲自审阅了有关金日成眼疾诊治情况的电报。
　　这一天，王洪文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到韶山去参观学习。
　　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还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请全体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吃面条、喝酒，他自己也吃了一点面，喝了一口酒。
　　晚上，宾馆人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是日晚，毛泽东和周**进行了单独长谈，直至次日凌晨。这是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他们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说：谈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另外还谈到了在押战犯问题，毛泽东说：
　　“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在后来由周**整理、经毛泽东修改、曾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王洪文第3次谈话。他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又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还提出是不是让邓颖超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在提出意见，只是交代要“问候郭老”。
　　王洪文见人大的事儿谈完了，便提出了江青任职的问题。他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说：
　　“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最后，毛泽东嘱咐周**说：
　　“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去顶。”
　　他也说他自己：
　　“从明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
　　周**、王洪文回京后，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先后在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而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则是先和江青谈了话，尔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传达。
　　12月3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可能——一切都遗忘。”
　　据曹轶欧后来回忆说：大约在1974年和1975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康生陆续收到了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信中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曹轶欧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在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和春桥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
　　1975年1月1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后来，迟群破口大骂说：“部长的席位差不多给他们捞光了!”
　　1月4日，周**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1月4日这天，毛泽东在江青12月30日的来信中批道：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刘大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笔者注），暇时可以一阅。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1975年第1号文件，任命邓**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在周**主持下，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月9日，李富春在京病逝。
　　1月9日，周**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十届二中全会讲？周**还说：
　　“我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说：
　　“劝总理不要讲。在二中全会闭幕时，由总理传达我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0日，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会议根据周**的提议、经毛泽东同意，追认邓**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2864人。
　　朱德主持了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
　　周**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庄严地宣告说：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3个五年计划，第4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还重申了1965年初第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
　　张春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新宪法，开天辟地第一次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力。
　　大会批准了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月17日，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进行了换届选举。
　　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会议选举副委员长22人，他们是：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8226;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任命周**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任命国务院副总理12人，他们是：邓**、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周**在会议闭幕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曾经这样对陈永贵说：“中国的农民就需要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数千年了。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翻了身的，他们不跟共产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跟共产党走，就需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斗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救农民自己。你说对吗？”
　　四届人大结束后，周**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大量便血，再次住进了医院。
　　周**住院以后，毛泽东在长沙得知了周**的病情，他多次让秘书张玉凤往周**处打电话，询问周**的病情、饮食、起居等情况。
　　1月下旬，江青飞往长沙，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江青说：
　　“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周**在1975年初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如果总是搞小团伙，怎么能担负这么重的历史重任呢？’我清楚，总理讲这样的话的目的，是要给毛主席传递信息，对江青这些人有所教育，这也说明了总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
　　1月25日，邓**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他说：
　　“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邓**复出后首次把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要在地方和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所开出的第一炮。
　　1975年2月3日清晨，湖南省委负责人应召来到毛泽东住处，他们见毛泽东要走了，就说：
　　“2月11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希望毛主席能在家乡过一个新春佳节。”
　　毛泽东说：
　　“我在长沙住了100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我们走啦！”
　　毛泽东的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尔后，毛泽东同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结束了他在家乡114天的休养。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湖南故地。
　　毛泽东一行登上专列向江西南昌驶去，他在南昌停留了3天。
　　2月4日，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1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圈阅的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说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组成，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共总后勤部委员会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
　　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
　　2月8日，毛泽东抵达曾经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杭州。
　　毛泽东在杭州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着病状较轻的左眼阅读和工作。
　　欲知毛泽东的病如何治疗？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周**1975年1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至今仍值得一读。一位德国记者的话，似乎是为这个工作报告作了注脚，还可以说是为新中国成立24年的伟大建设成就作了最好的说明。那位德国记者在访问中国后是这样说的：“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了。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此言不虚，历史可证！开天辟地，伟业永存！郭沫若晚年的故事，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5月，郭沫若病情几度恶化，他把夫人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要他们牢牢记着：“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家属遵照郭沫若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6
第十卷：只争朝夕
第366章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话说第四届一次人大会议结束后，因周**病重，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安排，由邓**主持了国务院工作，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邓**上任伊始，就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方针，开始大刀阔斧地在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
　　从1975年2月开始，在邓**主持下，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布置“全面整顿”工作。邓**说：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在“全面整顿”的思想指导下，邓**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组织的整顿，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整顿。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通过整顿，解决有些班子“软、懒、散”的状况，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邓**又提出，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做臭老九。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
　　邓**的这次前面整顿，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l0月份。详情容后再叙。
　　且说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中还写道：
　　“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次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核批准的《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知要求将毛泽东的有关淡话内容发至基层党支部，要口头传达到群众，“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各级干部要带头学好”。
　　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
　　2月22日，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2月22日，由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并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得知公安部在释放战犯的报告上说，拟给每名特赦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他立即指示对在押的最后一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2月28日，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后来在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了周**根据毛泽东2月27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执行。
　　到3月19日，在押战犯全部处理完毕。此是后事。
　　再说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要求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他还说：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1日这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中也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写道：“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经邓**同王震、谷牧、万里商议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是日，邓**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要把那些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为所长。”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它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
　　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据纪登奎回忆说：“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350人。”
　　3月20日，周**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他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
　　周**同时又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嘱咐她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后来，张玉凤从杭州给周**打电话说：
　　“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社论中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晚的提议写成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批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正式发表了。文章中说：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2日，董必武在京因病逝世。
　　这一天，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听了非常难过，他因为不能亲自去为战友送行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让工作人员把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8226;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放了整整1天。张元干这首词的内容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千村落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镂。
　　毛泽东借用听唱片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悲痛，悼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友。他时而躺着听，时而以手击节，声情悲痛，并将词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一句，改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君且去，休回顾。”他说，这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太伤感了，应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改了词以后，还让录制组重新录了一个新片子。
　　也就是从4月份开始，毛泽东诵读了很多的宋词，他不但自己吟诵，有时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详细讲解那些作品的内容。
　　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当消息传到杭州时，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平静地说：
　　“知道了。”
　　4月8日，江青找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谈话。江青说：
　　“四届人大前，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动脑筋发表意见，以后为什么不发言了？要敢于思想交锋。”
　　苏振华说：
　　“我进政治局当小学生。”
　　江青提出，要苏振华编辑一套共产国际史料和马恩列斯语录。
　　此后，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揭发江青。这封信经过邓**修改后，先送给周**看，周**一看，忙说：
　　“不要送主席，不要干扰主席。”
　　后来，这封信虽然没有送给毛泽东，邓**还是当面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结果，弄得苏振华连后来的批邓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苏振华，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76年，苏振华在毛泽东逝世后，受叶剑英委派到上海镇压“四人帮”余党，大展身手，终于一抒胸中之怨气。此乃后事，就此打住。
　　4月13日，毛泽东因为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决定启程返京。
　　是日晚8时许，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出1号楼。杭州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赶来的负责人列队站在楼厅内外，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环顾了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不少送行者看着容颜苍老的毛泽东慢慢登上前往火车站的车子，禁不住泣不成声。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9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了北京。
　　4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到北京，当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邓**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问候，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尔后，金日成在邓**的陪同下同乘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这天下午，金日成在邓**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他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好啊！”
　　毛泽东也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
　　“欢迎你！”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金日成动情地说。毛泽东也诚挚地说：
　　“很欢迎！”
　　金日成把陪同他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回答说：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WeIcome（欢迎）！”毛泽东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中美关系，说道：
　　“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毛泽东又向金日成讲了他和周**的病情，指着自己身体的几个部位说：
　　“说话不好，眼睛不好，腿不好。但我能想，能睡觉，这两个好，就可以了。”
　　金日成说：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
　　“我今年82了，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靠你们了。”
　　说罢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
　　“还早啊？你不叫我去呀？”
　　“我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说：
　　“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
　　毛泽东转换了话题，指着坐在一旁的邓**说：
　　“我不谈政治，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他会打仗。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
　　“我们也欢迎他。”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毛泽东说，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代表团中还有3位成员没有与老人家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来！”
　　金日成忙转身向吴振宇交代了几句，又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
　　说着就要起身告辞。
　　“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微笑着问道：“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
　　“我们吃饭用筷子。”
　　说话间，那3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并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
　　毛泽东说完，就要起身送客人。金日成担心他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只好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贵宾走出了书房。
　　毛泽东和金日成可能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见竟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见。
　　4月23日，新华社起草的《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阅修改后，呈送给毛泽东。报告中提出，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23日的批示。与会者就反对“经验主义”问题再次发生争论。叶剑英、邓**先后发言，指责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提法。邓**还说：
　　“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等人则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
　　会议结束后，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说：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1975年5月初，江青给毛泽东住处打电话，反映叶剑英、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他们的情况。张玉凤接了电话，她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据张玉凤记载：“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1975年5月。”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陈永贵的手说：
　　“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又询问了周**的病情，接着说道：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10条经验（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笔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接下来，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说到了他在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时，那几个表现比较好的铁路、矿山的工运情况。他还说：
　　“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他随口念出了无锡锡山和长沙天心阁下白沙街“白沙古井”的那两幅著名的楹联：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他说：
　　“不要低看教条主义。”
　　他还提到了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说：
　　“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这次又提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王明的问题，是他鉴于目前党内存在的矛盾和斗争，正在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采访华国锋的记载，可供史学家们对照、印证、参考、研究。谨抄录如次：
　　“我问他：‘你看过毛主席著名的那9篇文章吗？’华国锋打了个愣怔：‘什么9篇文章？’我说：‘就是毛主席在1941年左右亲自写的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篇文章呀。那里面涉及到了许多的人，批判的语气都很厉害、尖锐，那是老人家在四十年代对我们党内的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的总清算，至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听说刘**、包括周**等人都十分害怕9篇文章的发表。江青那几个人都企图在9篇文章上作文章，你怎么能忽视了呢？’华国锋显然想起来了：‘记得，记得，那9篇文章我还学习过几遍呢。1974年和1975年，毛主席把这9篇文章拿出来，让我们几个人看，让给他提点意见。’我连忙问道：‘哪几个人？’他说：‘我、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这些人，当然还有江青。9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王明那些人的。当时包括我们的周总理都在那时犯有错误。毛主席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中央文件，有重点地从理论和现实上作了驳斥。’我说：‘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和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那些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体现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这几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是毛泽东在党内形成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通过回顾这些历史，可以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轨迹。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或者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作为石头打人的，只是为了团结一些人如周**等同志，他改变了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策略。他多次说过：‘我的这几篇文章现在不发表了，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发表吧。或者让我的继承者发表去吧。这些历史会经得起我们的后代鉴证的。’毛泽东把他的文章反复地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和在历史上起过各种作用的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也是他后来统治全党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再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现状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他借用“样板戏”中的一句话说：
　　“老九不能走。”
　　尔后，毛泽东郑重告诫大家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我的意见，我的看法，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陈永贵后来回忆说：“绝大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毛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你不要总是和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作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义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给大家讲起了古代三国的故事。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8226;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叶剑英朗诵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感叹地说：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又指着叶剑英说：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后来有人评价毛泽东这一段讲话说：“吴法宪、刘震、曹里怀是3大空军将领。毛泽东在赞扬刘震和曹里怀是当今英雄人物的同时，以吴法宪之“吴”，代指吴国，借喻当今，以“当今惜无孙仲谋”，非常委婉地批评他的接班人不如意。这实在是古今仅见的一种批判艺术。”
　　在这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这次会议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
　　5月4日上午，周**在医院同邓**单独谈话，了解了毛泽东5月3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是日晚，周**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5月8日，邓**开始主持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他在会议上说：把钢铁工业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还说：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这3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边，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就说：
　　“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你了。”
　　小李临走时，毛泽东又送给她两句话，说：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旁批和批示，他在对贺诚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词处旁批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批示是：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毛泽东由此想起了被林彪迫害致死的傅连暲，又写道：
　　“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原名贺宗霖，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还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
　　5月21日，邓**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提出了整顿的具体办法。他还不无解嘲地说：
　　“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这次钢铁工业座谈会一直开到5月29日才结束。
　　5月21日这一天，周**就事先与邓**、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的意见，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说明了前一时期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全过程，点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并且说：如大家同意，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张春桥在信中批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周**又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诚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张春桥看了来信，在上面写道：“不再改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病中能否安心养病？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7
第367章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话说1975年5月26日晚22点18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随着谢静宜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平时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眼睛因为患有白内障不能看书，看材料，这些东西通常都要由张玉凤来念。其它材料和书籍还可以，可读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汉语，张玉凤就感觉困难得多了。于是她就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老师来念。经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张耀祠就委托谢静宜物色人选。于是谢静宜就在5月下旬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毛泽东遴选一位能诵读古籍的教师。后来，中文系提出了4位可供毛泽东选择的熟悉古典文学的教师，其中有一位名叫芦荻。毛泽东看了这4个人的简历，想起他曾经读过芦荻参与编选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文选》，于是就选中了芦荻。
　　这天晚上，明月高悬，中南海的海水一片苍茫。毛泽东居住地那乳白色的平房，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中。芦荻由于兴奋和激动，在下车时一不小心，“啪”地一声，弄撒了手提包，把那些脸盆、两支笔、书本、梳子等等一应什物，还有4件衣服，全都打翻在车里了。司机说：
　　“我替你收拾，你先去吧。”
　　芦荻第一次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坐在床上，握着芦荻的手说：
　　“来，你坐下。”
　　谢静宜和毛泽东的秘书、医务人员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芦荻与毛泽东初次相见，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芦荻一直侍立在床前，便又招呼她坐下。他见芦荻如此拘谨，就问起了芦荻的工作经历。
　　芦荻的原名叫芦素琴，1931年出生于东北辽阳，祖籍湖南长沙。芦荻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改名为芦荻。她参加过抗美援朝；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听了芦荻的介绍，高兴地说：
　　“噢，48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又说：
　　“你大概喜欢秋天吧？”
　　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说：
　　“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
　　芦荻正要把这首诗背给毛泽东听，只见毛泽东已经抑扬顿挫地吟诵了起来：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芦荻听毛泽东如此一念，这才明白了，老人家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幽默地点出了她名字的来源，想使她在轻松的话题中，把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
　　毛泽东又背诵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背诵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诗文。这样一来，领袖和普通教师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芦荻的情绪有所放松，便和毛泽东交谈起来，谈话渐渐地转入了正题。毛泽东说：
　　“最近眼睛不大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
　　令芦荻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尽管酷爱历史，但在谈到该如何读二十四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告诫，他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8226;高祖本纪》和《汉书&#8226;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宋臣薛居正等撰写的《旧五代史》里却说，他是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性，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8226;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特别是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凌晨1时，医护人员劝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毛泽东谈兴正浓，又谈了1个小时，医护人员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说：
　　“再见吧，我们认识了，以后慢慢谈。”
　　从此，芦荻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4个月的读书生活。她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一幢楼房里。按毛泽东的说法，芦荻是他“请来的客人”。芦荻住一楼，谢静宜住二楼，一楼还住着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
　　芦荻为了适应毛泽东的生活规律，就改在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深夜至凌晨，由谢静宜陪同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诵读历史、诗词、文选。毛泽东还经常对秘书、大夫们说：
　　“来，来，你们也听听。”
　　他还不时地问秘书、大夫说：
　　“你们听懂了没有？”
　　毛泽东在读史书时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正面’的材料，还要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部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有关秦桧、蔡京的《奸臣传》，《明史》里有关胡惟庸、严嵩的《奸臣传》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所在的卷、册及姓名，有的还在那些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
　　“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它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个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在读史的同时，还阅读大量的其它书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等，以便开阔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5月30日，毛泽东和芦荻谈话后，要芦荻读《晋书》，读《南史》和《北史》。他说：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他曾经在《谢安传》上批道：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利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有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他还说：
　　“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了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他在谈到《三国志》时说：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
　　“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起义的农民群众骂做‘匪’。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方修撰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芦荻的工作之一是为毛泽东整理书籍，因之，她得便阅读了经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武英殿二十四史和其它书籍。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了两部。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毛泽东所收藏的二十四史中，有些书的扉页已经磨损了。他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自1952年购进这套书以来，反复批阅，手不释卷的情况。这的确让芦荻吃惊。
　　从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情形看，他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一些传记在哪一册、哪一卷，也都一一标明。从毛泽东在书上写出的一些按语看，他还对某些断代史的目录进行了核查和勘误。
　　毛泽东在读这部二十四史时，虽然不满意其中的《明史》，认为《明史》芜杂，但他阅读时却极下功夫，不但全部录出了册数和卷数，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了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划括弧加注。读这样的一部巨著，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别说是一般的读书人，就是在那些专门的研究者中，也并不多见。对于毛泽东这样年在迟暮而又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读史书，特别喜欢人物传记。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重要的注中文字，摘出来写到正文的有关地方，以突出这一传主的某一特色。
　　芦荻看到毛泽东在《后汉书&#8226;光武帝纪》批注道：
　　“李贤好，刘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与？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十分推崇，他说：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以及评定云南后任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
　　“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圈阅的二十四史，凡有关农民运动部分，都有他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那些圈点划线，眉批旁注，处处可见。甚至连起义军作战的那些路线，在书中也有勾画。他在《旧唐书&#8226;黄巢传》后面，附有亲笔所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他曾经说：
　　“陈涉、吴广的功绩，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8226;陈涉世家》中写道：‘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8226;陈胜、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竞亡秦’。”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凡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一类的批语。
　　毛泽东在听芦荻念书的时候，又发表了不少意见。
　　有一次，芦荻给毛泽东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说：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意为统一事业做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们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写七律《到韶山》时，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的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我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有一次，芦荻为毛泽东诵读江淹的《恨赋》：“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
　　毛泽东以手止之。他为了解释《恨赋》中唯一一个“溢”字，背诵了王实甫《西厢记》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中的一大段：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一个“溢”字，夸张地把莺莺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出来了。以此“溢”辅助理解“雄图既溢”之“溢”，就非常明白了。
　　毛泽东还说：
　　“文科老师要多背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
　　毛泽东以自己的具体行动，说明文科老师要会背诵的好处和必要性。
　　毛泽东对芦荻谈起江淹的《别赋》，说：
　　“江淹的《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珪’，你的书中对‘珪’的注释不很准确。”
　　芦荻一听，大吃一惊。她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如此繁忙，居然还抽空读过她参加选注的《历代文选》，她从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读书之多。
　　有一次，毛泽东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淫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的很。”
　　有一次，毛泽东对芦荻说：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中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在1975年5月至1976年9月间，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也常常给他读书。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她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说：
　　“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提醒，便马上放低音量，放慢速度。但是她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音速就又变快了。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累，你是不是跟我吵嘴喲？”
　　孟锦云也笑了，她抱歉地说：
　　“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儿？老是太快。”
　　毛泽东说：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有一次，孟锦云读杜甫的《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
　　孟锦云不认识第5句中那个“蛺”字，卡了壳，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着，把后面的4句一气背了出来：
　　“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孟锦云说：
　　“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他说：
　　“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有一次，孟锦云听毛泽东又念诗，就说：
　　“主席，您老是诗呀，词呀的，我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
　　“不懂就学，多读些书，慢慢就懂了。”
　　他说着，就坐在了为他准备好的椅子上，望着孟锦云、张玉凤，又吟诵了唐人李涉的一首诗《题鹤林寺僧舍》：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过院逢僧闲话语，又得浮生半日闲。”
　　吟罢，他又问：
　　“怎么样？你们听懂了吗？真是难得这春光啊。”
　　没想到孟锦云却说：
　　“是啊，我们老让您出来走走，您总是不肯。出来晒晒太阳，呼吸点新鲜空气，多好。您就是愿意躺着，这样对身体不好。”
　　毛泽东和孟锦云还就《资治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答式的对话。毛泽东鼓励孟锦云读点《资治通鉴》，读点历史，并要善于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他说：
　　“这部书我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孟锦云问道：
　　“《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说：
　　“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3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3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问：
　　“《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
　　“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3岁小皇帝，毛泽东风趣地说：
　　“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有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孟锦云问：
　　“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问：
　　“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
　　“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孟锦云问：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诧异地问：
　　“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是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孟锦云认真地说：
　　“我可不敢和你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孟锦云说：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
　　“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
　　“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说：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
　　“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1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还说：
　　“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孟锦云说：
　　“我读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
　　毛泽东笑了，说：
　　“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也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那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孟锦云说：
　　“您读书能怀疑，我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毛泽东说：
　　“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的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孟锦云说：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毛泽东说：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飞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是让后人去评论。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威，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它个折扣。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毛泽东对《红与黑》颇为喜爱，多次阅读。有一次孟锦云值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孟锦云说起《红与黑》，孟锦云说：
　　“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毛泽东听了，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
　　“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是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比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然爬一下，不能一生总是爬。偶然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
　　有一次，毛泽东和孟锦云谈到了《红楼梦》，他说：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要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何等的妙言妙语，宏论警句？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论史、论人、论事，大气恢宏，妙语迭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一部二十四史，圈圈点点，眉批旁注，反复把玩，也不知道他到底阅读了多少遍？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出类拔萃的党政军领导人物，就是那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又有谁能够做到如此执着、如此深透呢？他与芦荻、孟锦云论史轶事一节，读来无不令人击节叫好。尤其是他与孟锦云的对话，更是妙趣横生，处处令人解颐、知事、明理。要想真正了解毛泽东其人，本章不可不读。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40章导读表在6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68
第368章
　　“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
话说1975年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批评。
　　此后，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也相继发言，继续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批评。
　　5月29日，邓**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
　　“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3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1975年6月3日，邓**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别在会议上做了检讨。张春桥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邓**在作会议总结时说：“讲多少算多少。”他还说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报告”。
　　后来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6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5月的批评会和6月3日的检讨会的大致情况和结果。王洪文写的是：
　　“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4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转发了冶金部核心小组的《关于迅速把钢铁行业搞上去的报告》。
　　6月7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会议和江青等人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他还对邓**说：
　　“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说：
　　“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道：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7日这一天，周**将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转交给毛泽东。他并建议举行隆重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毛泽东批示道：
　　“照总理意见办理。”
　　6月9日，中共中央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以告慰贺龙的在天之灵。周**扶病出席仪式，并亲致悼词。
　　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地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林彪一伙残酷迫害的情况，呈送给毛泽东。
　　据曾经在毛泽东身边侍读的芦荻回忆说：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6月21日，毛泽东同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进行了谈话，他说：
　　“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6月23日，毛泽东在孔从洲21日报送的关于发展电子对抗技术的报告上批示道：
　　送**、剑英、成武同志阅。
　　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在病榻上给来华访问的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
　　　　　　　　　　　　　　　　　　　　　　　　　　1975、6、27
　　6月28日，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直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3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
　　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江青
　　6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6月30日，泰国新任总理克立&#8226;巴莫，力排众议，应周**之邀请，率领泰王国代表团来华访问。克立是在3月份才组阁出任泰国总理的。
　　邓**受周**之托，到机场欢迎以克立为首的泰国代表团。
　　是日晚，邓**陪同克立总理观看中国民族歌舞团的精彩演出。正在此时，毛泽东要接见泰国代表团。
　　克立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激动万分，急忙离开剧院回到住所，换了一身最得意的西装，带领外交部长差猜和总理府秘书长前往中南海。
　　邓**把克立一行引入毛泽东的书房，克立看到满屋子到处都是书，好像到了大学教授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与泰国客人握手，他看到克立和差猜都很年轻，连声说好。
　　毛泽东以长者的姿态请客人入座，他见克立和差猜都很拘谨，就抬手拍拍沙发扶手，幽默地逗克立总理说：
　　“亲王阁下，你来找我这个共产党，不害怕吗？”
　　克立没想到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间惶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怀着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说：
　　“不怕，我很早就敬仰主席先生。我不是共产党，可我是来寻求朋友的。”
　　毛泽东哈哈笑着，又开玩笑说：
　　“蒋介石骂我是匪首，你还想与我交朋友吗？”
　　克立说：
　　“你又没有抢劫过我。”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觉得找到了有趣的谈话对象。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世界上有的人说我是杀人魔王，是最坏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与我交往呢？”
　　克立对毛泽东由尊敬而折服，便按照泰国人拜见长辈的礼节，将双手放在大腿上，臀部半坐在沙发上，侧着身子顺着毛泽东的梯子往上爬：
　　“主席先生，这样说吧，我本人不是什么超人，也有人说我是坏人，坏得很，说我干了许多坏事，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样我们总可以交往了吧？”
　　“可以，我们可以交朋友！”
　　“不，你是长辈，我怎么能不知天高地厚。”
　　毛泽东见克立如此谦恭有礼，便开心地和他纵论世界形势和中泰关系。克立是个轻易不称赞他人的人，此时他却暗暗慨叹：
　　“毛泽东主席长我20多岁，可做我的长辈。他眼里闪着慈祥的目光，如同一位长辈在与一个孩子谈话一样。他学识渊博，对泰国十分了解。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高大，是身躯和精神上的高大，使我有一种如同与一座高山在交谈的感觉。”
　　克立见毛泽东思维敏锐，知识渊博，对世界和泰国情况都很熟悉，机灵一动，就说：
　　“主席先生，请对我们党多加指教！”
　　毛泽东说：
　　“你们社会行动党人数太少，应注意扩大党员队伍。”
　　克立闻言，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绝对想不到，一个80多岁的老翁，竟能叫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名字；而且，老人所提的意见是这样的中肯。于是，他脱口说出了自己心中早就想提而始终不敢提出的问题，他说：
　　“主席先生，你对泰国共产党有何高论？”
　　毛泽东板着指头，有板有眼地说：
　　“我建议你们对泰国共产党采取三大政策，就是一勿骂，二勿杀。他们想当英雄，杀了一个，其他人又跟上来了。三勿派兵围剿，他们跑得快。军队发现共产党跑了，撤兵回营时，共产党又跑回来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对克立一招手，神秘地说：
　　“我就用上面这个法子对付蒋介石的，结果你是看到了，现在蒋介石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由衷地说：
　　“主席先生，愿你健康，祝你长寿，我们也好经常来讨教。”
　　毛泽东摇摇头，用青筋突起的大手拍拍腰部说：
　　“不行呀，现在，我很老了，不能干什么了。近来身体不太舒服，站起坐下时，这里就痛，不久就要死了。”
　　克立说：
　　“不可能。”
　　毛泽东问他，何以知之？克立也以开玩笑的方式说道：
　　“主席先生，请您别说笑话。人类不能失去像您这样的头号‘坏人’。”
　　据克立后来回忆说：他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座椅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里所有的人握手。”
　　毛泽东首先伸出大手与坐在身边的邓**握手，又握着另一边的克立总理的手，说：
　　“有人说来会见我的人，回去后就会垮台，比如尼克松，还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8226;塞，会见了我，回去都垮台了，你不怕垮台吗？”
　　克立爽快地说：
　　“要垮台就让它垮台吧，反正已经来了！”
　　克立在拜见毛泽东的过程中，发现邓**与毛泽东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
　　毛泽东用一个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他说：
　　“决不可相信一个美丽姑娘。”
　　之后，他对邓**点点头，又对克立说：
　　“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
　　邓**愉快地笑了笑。
　　会见时间已经58分钟了，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会见结束后，克立激动地对记者们说：
　　“从内心讲，今天使我真正认识了辽阔的中国，我感觉自己是在与8亿中国人民谈话，使我了解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悠久历史。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身躯高大，而且表现在他知识、智慧、人道和神威上，给人一种令人生畏的巨大威严感。”
　　6月30日晚，毛泽东在蒋葆生反映关于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办中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1975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对原林彪办公室有关嫌疑人员作出批示，他写道：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他还在叶剑英关于王洪文不在北京，建议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来信中批示道：
　　“同意。”
　　从此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7月1日，克立到北京医院拜见了周**。周**在医院和克立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
　　遗憾的是，克立总理回国后不久，就因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了。毛泽东的预言不幸又言中了。但是，克立对他这次北京之行，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他说：
　“我认为一个人垮台或飞黄腾达，个人是无法决定的，但有了泰中友好关系，我死也瞑目了。”

　　7月2日，毛泽东在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中写道：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7月初，毛泽东在同邓**淡话时说：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邓**说：
　　“现在文艺并不活跃。”
　　毛泽东说：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0日，胡乔木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呈送给了邓**。
　　原来，邓**为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曾就《论十大关系》一文，向毛泽东提议说，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尔后，他吩咐由胡乔木具体负责整理工作。这个新的整理稿，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一些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一些文字加工。
　　7月13日，邓**将整理稿转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习理论的重要文献。”
　　这一天，毛泽东即审阅了稿子，并批示道：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中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1年、2年、3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3年、4年、5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10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从7月中旬开始，在邓**主持下，有关方面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3个文件，进行了起草、修改工作。
　　后来一直到10月上旬，这3个文件才最后定稿。邓**对其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几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正因为如此，这几个文件，最终都未能下发。
　　后来，这3个文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定为“3株大毒草”。
　　7月23日，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毛泽东的保健大夫领着北京几位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眼科专家，前来为毛泽东会诊。
　　毛泽东以微弱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和医生们一一握手。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看上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白面书生。毛泽东和他握手并询问他的姓名。他声音洪亮地说：
　　“我叫唐由之。”
　　毛泽东认真而又费力地说：
　　“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
　　说罢，便顺口背诵起鲁迅悼念杨铨的那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毛泽东虽然目光呆滞，讲话费力，但他背起诗来，却依然是抑扬顿挫，极富有感染力。况且他老人家已经82岁了，又在病中，记忆力依然不减当年，竟然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在场的专家们见此情景，无不惊叹万分。
　　毛泽东背诵罢鲁迅的诗，望着唐由之，口中还不住地念道着：“由之，由之。”他又说：
　　“你的名字也可能是出自《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做。”
　　毛泽东如此亲切而又幽默风趣，马上缩短了领袖和医生之间的感情距离。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唐由之负责为毛泽东实施眼科手术。
　　7月25日，毛泽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电影《创业》在审查中被指责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7月29日晚上，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眼科手术。周**身带重病，与江青、邓**、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
　　毛泽东在上手术台前，叫张玉凤播放了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听着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此时已是10点多钟，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的白内障手术进行得十分迅速而又顺利，只有18分钟就结束了。
　　周**等人听到手术顺利的消息后，这才放心地起身离去。
　　3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小睡醒来，很有兴致地把陪护在外间的唐由之叫了过去，让唐由之坐在他身边，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吟道：
　　“由之，由之，花开花落两由之。”
　　他又叫秘书取来纸和笔，在秘书的帮助下，伏在桌子上一边吟诵，一边摸摸索索地默写：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写完了，又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唐由之作纪念。
　　毛泽东患着病，摸黑作书赠人，这在中外书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这一极有意义的特殊的作品，也是他一生里书赠作品当中的绝笔。
　　护士孟锦云和张玉凤负责照顾毛泽东手术后的生活。毛泽东用餐的时间，由孟锦云和张玉凤掌握，大概是4个小时1次。每隔4小时之后，孟锦云或张玉凤便去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该吃点东西了。”
　　这时候，毛泽东一般都会点点头。有时候他也会表示不想吃，孟锦云就出面劝他说：
　　“主席，今天可有好吃的东西，您不吃又白做了，我们可要吃了。您还是多少吃点，都好几个小时了，您需要吃东西了。”
　　此时，毛泽东也会说出一些俏皮话，他说：
　　“对，人是铁，饭是钢，1顿不吃饿得慌。可我没有慌呢，吃点也行。”
　　一周之后，唐由之为毛泽东去掉了蒙在他眼上的纱布。毛泽东眨眨眼，看着看着，他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着墙壁说：
　　“那是白的。”
　　毛泽东的眼睛复明了，从此结束了他所难以忍受的600多个日日夜夜。在场的人无不为手术的成功而兴高采烈。
　　此后，医务人员规定毛泽东每天只能看15分钟至30分钟的文件或书。可毛泽东不顾医生的劝告，仍然大量地读书看文件。他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等杂志，甚至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他一见医生来了，就急急忙忙地把书本藏在被子里。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书本继续看。眼科医生没办法，就给他配了两副金丝眼镜。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不再戴这眼镜了，因为他嫌那金丝镜框太沉。而且这种眼镜是两个腿，侧卧看书时，一只腿时时压迫太阳穴，戴了不舒服。
　　后来，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看东西方便，就去了北京光明眼镜店，叫那里的专家特别为他设计配制了两副单腿的特殊眼镜，让毛泽东右侧卧床看书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左侧卧床看书时，就戴没有左腿的眼镜。果然，毛泽东试戴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十分的满意。
　　毛泽东晚年曾戴眼镜看书，特别是戴着那种单腿的眼镜看书，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他所读过的《晋书》中，有3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5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些字迹笔画颤抖，却很清晰，这是他亲笔写下的此一时期的读史记录。毛泽东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读完了这几册《晋书》。
　　1975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书房里用手拍着桌子击节，高声诵读宋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泽东读着读着，忽然大哭起来，直哭得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劝慰他，询问原因，才知道他读的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8226;登多景楼》。陈亮的这首词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他因词思人，由古至今，愁肠百转，黯然神伤，一致如此。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已经年老力衰了，而此时的中国，北疆有强敌环伺，内政也大不如意，自己就是纵有像陈亮那种不畏强敌、破贼救国的英雄气概，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的心中是多么的凄凉啊！
　　柔和的灯光，照着毛泽东穿着宽松棉布衣裤的高大身躯，他那带有病容的脸上，神色庄重。毛泽东又让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吟诵了这首词。
　　张玉凤也说过：
　　“有一次，我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到后面几句，他竟然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我意识到，主席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进入诗的意境中了。”
　　8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工作人员看电影《自有后来人》。因为看得时间太久了，毛泽东就把头仰靠在沙发上，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显然是很疲惫了。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头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还把他的中山装衣角抻了抻，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他扭过脸瞧了一下孟锦云，见孟锦云依旧是歪斜着靠在沙发上，便轻轻地拍了她一下，意思是让她坐好，好好看。
　　此一时期，河南南部由于连降暴雨，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名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了有关报道，当她读到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某县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忽然听到了毛泽东的抽泣声，抬头一看，只见他的眼中早已噙满了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工作人员怕他手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赶忙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8月间，在邓**的主持下，有关方面制订出了《工业二十条》，开始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
　　8月13日，毛泽东接到了邓**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状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
　　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堆放着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和她谈话。
　　原来，芦荻作为一个侍读古典书籍的老师，在有关部门和学校派她来之前，告诫她说：“不得向毛主席提出不合适的问题。”因此，芦荻在毛泽东身边多时，由于担心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上犯错误，所以就从未向毛泽东提任何问题。于是，毛泽东便称她是一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的。芦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问张玉凤说：“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此时，毛泽东正要芦荻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于是，她就在不久前向毛泽东请教有关中国这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和芦荻的谈话中，讲到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然后谈到了《水浒》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对《水浒》有很深的研究，单是在70年代，他就曾经看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直到逝世，他一直把《水浒》放在床边。如果说毛泽东在解放前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造反精神的话，那么，他在解放后则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如何防止革命阵营内部蜕变的教训。芦荻的请求，正好引出了毛泽东的一番不同凡响的宏论，他说：
　　“我曾经多次说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给革掉了。”
　　“《水浒》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据张玉凤回忆说：“75年8月14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接着我说，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泽东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所说的鲁迅评《水浒》的话和文章，分别出自鲁迅的《三闲集&#8226;流氓的变迁》和《南腔北调集》。他所说的金圣叹是清代人。金圣叹删改的《水浒》，只有七十一回，宋江等人受招安的内容被删去了。
　　张玉凤感觉到毛泽东的话非常重要，她就问道：
　　“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印出来？”
　　毛泽东说：
　　“好。”
　　张玉凤就说：
　　“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没有起草过文件，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这样写道：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3种都要出。”
　　毛泽东说：
　　“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于是，芦荻又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就递给了张玉凤。毛泽东说：
　　“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那两句话，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微微点头。芦荻起身告退。毛泽东朝她挥挥手，说：
　　“好，再见！”
　　张玉凤对芦荻说：
　　“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
　　芦荻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他的书桌前看书。过了一会儿，张玉凤来了，她说：
　　“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另外，主席说，把鲁迅的那段话也写上。”
　　正是：有幸三生是斯人，尊前数月聆雅音。
　　　　　可怜北大侍读女，来年便是戴罪身。
　　欲知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且看下一章内容。